稍一细看，《侍坐》一章的疑问不少，也沉重，甚至关乎于整个孔学体系。

“四贤侍坐”一章，于《论语》之中大有名，古时不必说，今天仍然被选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首先，整个事儿似乎并不复杂，“猛张飞”子路、曾子他爸曾皙，加之冉有、公西华——共四位，在他们的老师孔子的主持下，“亦各言其志也”（《先进第十一》）……但，稍一细看，整个事儿也并没有看上去的那般简单，如：孔子作为一个有着明确政治主张的人，一个辗转各国，以力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的人，怎至于最认同曾皙的志向——“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云云？

——说它是庄子的志向还差不多！老子、墨子，都在这种志向的面前用力过猛了。

还如：孔子不是明明非常认同子路、冉有、公西华他们的政治才能的吗？“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公冶长第五》）；“政事：冉有，季路”（《先进第十一》）。反而是评价曾皙他儿子曾子曾参之时，夫子道：“参也鲁。”（同上）——怎么，一干聪明人讲讲自己本来就能做到的事，您老人家“哂之”、不置可否，而鲁钝之家讲讲自己春天去郊游，您就深以为然了？

——稍一细看，《侍坐》一章的疑问不少，也沉重，甚至关乎于整个孔学体系。

没有能力提出什么“新论”，综合古今较主流的学术意见，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或是：1、此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亦代表不了太多，止就是孔子当下的心情而已——《论语》之中，也多的是孔子慷慨激昂、志存高远的言论，“此一时，彼一时”也矣（何晏等人观点）。这种说法似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惟：太看轻了一个“人”，太看轻了孔子。一个人难道不能“既儒又道”，乃至于“既儒又道，又释又法”？这是对“人”的复杂性的看轻（化用朱熹等人观点）。

——至于孔子的复杂性，诸子百家，几无一家不论孔，各个都在他这里深味启迪。

所以，《侍坐》诸疑问的答案之一：孔子启发他的学生——尤其是子路那些汲汲于事功的学生：“稍停一停”、“试着想一想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儒学博矣，有其主流可循而概无边界的限制。是的，这本也是孔子之学，儒学自来也不拒斥老庄的理路，只是不以之为主流罢了（化用李泽厚等人观点）。2、《侍坐》关乎于孔子的整个体系，此中自有其非常严谨的结构。因：曾皙一家的理想其实是唐虞三代之世的图画，是真正的“安民”、真正的“大有为”（张履祥等人观点）。

——而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位的“缺失”，非复真正的缺失，“为”不足也。

亦即是说，此间参与侍坐的“四贤”，其实代表了改造世界的四个阶段：此由最初子路发起的克定祸乱，至冉有的“足民”，再至公西华的礼乐彬彬；其终极阶段是，曾皙图画出的化行俗美、民生和乐、返璞归真……这种说法显而牵强，“暴力”地把那些碎片化的聊天纽成了一股密不透风的铁流——但它不无道理。因：这就是儒学的主流。上述第一种说法呈现出儒学的“另一面”，此则大大方方地呈现出儒学的“正面”。儒者何求？

——文明的人、文明的世界、矢志不渝地向文明前进……其一切努力，化成文明。

总之是做“另解”、“别解”也可以，作“正解”、“真论”也可以。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当然有了，如：孔子无非只谈了“礼”这一件事。为何嗤笑子路？夫子明确说了：“为国以礼，其言不让。”为何对冉有、公西华也不以为然？可能是他们虽然嘴上都讲了“礼”，但皆未得遇“礼之本”者——公西华仅仅以之为“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冉有仅仅以之为“民足”之后的安抚政策。——礼之本者，何在？“礼”自来是儒学最难理解的问题之一。吾与汝，“咏而归”……所归何处？何处才寻得到最极致的文明……

——要之，这一章在不绝如缕的弦外之音，在“各得其所”，也在文明最深处。

写于北京办公室

2024年4月12日星期五

【主要参考文献】《论语》，何晏《论语集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程树德《论语集释》，李泽厚《论语今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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