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正是南昌起义周年纪念日，我们在布田圩开纪念大会，朱德以他那在革命失败时的乐观主义态度，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指出只要努力奋斗，革命一定胜利。由于他的经历、地位和年龄，更易为人接受。

陈毅和朱德的话，说到了我的心里。大会后，我就去28团2连当连长，朱德对我说：“这次回湘南，29团只有你这个连保存下来 了，现在让你当2连连长，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好。”

2连是南昌起义军73团一个营缩编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一个营，战斗力强。我从农民团转到正规团，又带这样一个主力连，真好像自己又回到了“铁军”，当然也感到责任重大。

队伍改编完，我们就在资兴地区和汝城、桂东县一带分兵做群众工作。有人揭发2营营长袁崇全从郴州回来就想另走一条路，说这个人靠不住。后来有人当着他的面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家伙暴跳如雷，说没有这回事。后来军委感觉这个人不可靠，决定调动，但还没有执行，队伍要分兵，就由他带着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和2营全部，从驻地出发往东南方向一天行程的地方游击。

袁崇全带着六个连向前走，走了一百七八十里还不停，干部们就怀疑了。以机关枪连党代表何笃才和6连党代表赵尔陆为首，就找其他连党代表和连长商量，都说袁崇全这样走，一定有问题。有个排长李见林（湖北汉川人）说：“他要是反革命，我就敢打死他。”他 们十几人就带着盒子枪到营部质问：“往哪里去？军部有没有命 令？”2营党代表也是反革命，假造一套说军部口头交代的。他们不相信，因为出发时团部讲得很清楚，是到布田圩东南五六十里地做群众工作，而现在走了一百七八十里还不停，再分析袁崇全平常的表现，特别是从郴州败退时那种动摇的表现，认为他是要叛变投敌。他们就互相商量，定下主意，约定夜深集合往回走。5连连长是袁崇全的亲信，迫击炮连有三门炮，同营部在一起，不好办。就没有惊动这两个连，其他第6、7、8连和机关枪连半夜集合，掉头往回走， 急行军一百多里，第二天中午回到军部驻地。

住了一个星期，毛泽东率31团3营从井冈山到桂东来接我们。当时，28团1营驻在桂东城西南的村子中，军部和3营在龙溪洞一带，离桂东城还有一段距离。1营马上向军部报告上述情况。第二天早上9点钟，朱德和陈毅率军部赶来，靠近1营驻下。毛泽东到了军部，与朱德、陈毅会合，决议重回井冈山。就在那天下午两三点钟，敌第8军突然从北边打来，31团3营被隔断在城东边，冲了几次过不来，就从原路回井冈山了。我们只有一个营在山上同敌人打。打了两三个小时，伤亡很重，我的颈部和左肩受了重伤，这是我从军以来的第二次受伤。在这次战斗中，营长林彪也挂了彩。

晚上，1营清点人数，共伤亡五六十人。次日晨，部队继续撤退。由于伤员多，担架不够用，一些伤员只能骑马或走路。那天，我伤得很重，走路都摇摇晃晃，卫生员找来一匹马给我骑。我们走在队伍的最后。走着走着，听到北边打起来，枪声很紧，而且离我们不 远。队伍中有人大声喊：“赶快走！赶快走！”我想回头看一看，但颈部肿得很粗，回不过头，我就扭转身子看，已经看到敌人打的白旗子了。我想上马快走，但身子虚得连马也上不去，就拼命跑。跑了里把路，回身一看，敌人离我只有百米左右。正在紧急时刻28团4连党代表彭葵从后面赶来，攥着我的腰带上山，这时副营长龚楷带队伍反冲锋，打退了敌人的先头部队，我和许多伤兵才算脱离了危险。

彭葵是畸石彭家人，彭儒的堂哥，湘南起义时我们就在一起。 这次若不是他，我很难脱险，而他却不幸在后来的大柏地战斗中牺牲了。

这一天，我们退到龙溪中洞，第二天继续南进。刚宿营，老百姓说前面三十里处的思训圩有二三百人的队伍，还有三门迫击炮。我们一听便知是袁崇全叛部。王尔琢团长恨极了，黄昏后就和团党代表何长工带着2营的三个连去打叛徒。半夜过后把思训圩包围了。

叛徒打枪，王团长带传令兵直往街上去，边走边喊：“我是团长，来接你们的！”战士听到是团长的声音，不打枪了。那几个叛徒铤而走险，对着王团长一阵驳壳枪，王团长中弹牺牲，但三个连都归队了。叛徒袁崇全想拖部队走，结果一个班也没有拖成，说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团结一致，坚不可摧。

王尔琢团长的牺牲，是红4军的重大损失。他是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投笔从戎，入黄埔一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他临阵沉着，指挥灵活，勇猛果断，是朱德军长的得力助手。他和下级，同甘共苦，能团结人。由于对反革命缺少警惕，竟牺牲在叛徒的枪下，实在痛心。

第二天，我们开了追悼会，朱德亲自主持安葬，毛泽东写了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待到胜利方始休！”毛泽东的挽联，代表了红4军全体同志对王尔琢的悼念与追思之情。

从思训圩继续向南走了一二十天，终于回到井冈山。一路上，我们这些伤员受到很好的照顾，部队到一地就打土豪，杀猪杀鸡，马上给卫生队送来。说来也怪，我受重伤，喝几次鸡汤，竟慢慢好了。到底年轻，生命力强。

回到井冈山，我又在小井医院休息了一段时间，大约是9月下旬，我伤愈归队。这时，部队干部作了调整。林彪任28团团长；伍中豪任31团团长；我调28团1营当副营长，营长是胡少海。

这时，宁冈城已被敌人占领，我军驻茅坪、柏露等地区，根据地略有缩小。10月1日，敌周浑元旅的一个营来袭击，28团在离茅坪不远的坳头拢迎战来敌，打垮了敌人，并乘胜收复了新城，恢复宁冈全县政权。接着部队分兵，28团2、3营和31团全部到遂川游击；我们1营和袁文才、王佐部守井冈山。十多天后，敌又占新城。主力回来，再打新城，歼敌一个营；次日追至永新南阳区之四教书院打垮敌一个营，进至烟江。住了一夜，第二天打永新。敌人在东瓜岭一带构筑工事，我们一直打到黄昏，我率两个连虽一度打进了永新城，但敌人主阵地东瓜岭始终没有攻下，黄昏撤退，我部退到禾水南归还建制。

经过一系列战斗，我们克服了8月失败给井冈山根据地造成的困难，重新打开了湘赣边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尤其令人鼓舞的是，这个时期，有两支国民党的部队起义参加了红军，一支是毕占云领导的，有一百多人；另一支是张威领导的，有八九十人。这两支部队起义，对我们影响很大。大家觉得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还有国民党军队倒戈参加红军，说明我们不孤立，我们的事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