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是每一个中国作家的使命任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每一个中国作家的责任担当。然而，莫言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具争议，倍受质疑，一直处于被批判、被抨击、被否定的问题人物。人民从未判定莫言够作家的资格，从始至终认定他是一个文化、精神、意识形态的“蛀虫”。 早在一九八四年全国青年作家座谈会上，莫言就当众宣布:“文学创作不需要实际生活，有想象力就足够了。”莫言不仅从未收回过这句话，而且一直是这么干的。所以他在作品《人一上网就变得厚颜无耻》中，承认了“想象力”的后果:“想不到十几年来，我除了小说和剧本之外，我还写了这么多胡言乱语。”“一个人在写小说时装模作样、装神弄鬼，写散文、随笔时何尝不是装模作样、装神弄鬼呢？”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一个“胡言乱语”“装模作样、装神弄鬼”的人，完全不配为共产党员，不配为作协会员，更不配任中作协副主席。 莫言还承认:“据说写散文、随笔要有思想，我没有思想，有的只是一些粗俗的胡思乱想；据说写散文、随笔要有学问，我只有一些道听途说的野语村言；据说写散文要有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理想，这两样东西我都没有，有的只是草民的念头和生理性的感受。”——如此坦诚，近乎狂妄，可是这样一个人怎么成为共产党员、怎么混进作家队伍、怎么当上中作协副主席的？他的这种言论是在宣泄，还是在炫耀示威？ 在1987年5月第1版的《红高粱家族》“跋”中，莫言说:“写长篇小说，无外乎多设置些人物，多编造一些真实的谎话罢了。” 莫言反复声明过，自己写作只是为了吃上饺子、为内心而写作、不为任何党派写作，他已经说得很直白了，那么像他这种样子的作家拿什么“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拿什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在哪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呢？人民有必要用纳税钱供养他吗？ 《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一章第二条之规定，难道不适用于莫言吗？ 1987年5月第1版的《红高粱家族》，开启了很多个“先河”: 1.歪曲历史，颠倒是非黑白，否定新中国革命史。 2.丑化八路军，为土匪黑社会歌功颂德。 3.抗日神剧；(比如:①.一帮东倒西歪的黑社会竟然能够消灭一支日本车队，打死一个日本少将旅团长；②.一只小羊吃下500发大小型不等的子弹，并顺利拉出来；③.莫言他祖父、父亲与600多伪军、400多伪军激战，能分别射杀数十名伪军、日军，自己毫发无损。) 4.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比如:文中煽动“中国有一个皇帝”、建立铁板国、“共产党、国民党、日本鬼子，统统剪灭”等。) 那些被扫除掉的黑恶势力，其本来所作所为不就是被莫言大加称颂的余占鳌吗？《红高粱家族》与其说是土匪黑社会的赞美诗，不如说是黑恶势力的教科书。 另外这些严重有政治倾向的言论、作品，已经引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 ①.莫言在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时的留言。 ②.在参观井岗山毛主席旧居时的言论。 ③.在参加台湾电视台节目接受主持人蔡康永采访时，关于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言论。 ④.在作品《奇遇》中，让“解放军军官、共产党员、马列主义教员、唯物主义者”大清见鬼的不当描述。 ⑤.在作品《童年读书》中，他描述在沙基惨案中牺牲的女革命烈士的不当言论。 ⑥.在作品《蛙》中，对八路军后代、先进人物的不当描述。 ⑦.在作品《鳄鱼》中，公然宣扬红通人员“良心未泯、热爱祖国”。——这些事实归结为一个轨迹:莫言将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历程否了过遍。 凡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相信莫言能“立德树人、培根铸魂、成风化人”，不相信莫言能“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更不相信莫言能“文者，贯道之器也。”通观莫言的所有言论、作品、书籍，人民群众无法感知到他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丝毫存在，他激励不了人民的思想，他增强不了人民的力量，他振奋不了人民的精神。相反，他在拆旗帜、散民心、害新人、损文化、坏形象上所起的作用，无人能及。 细究起来，莫言不止涉嫌违反《英烈法》，而且涉嫌违反《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刑法》里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尊严不是供莫言任意虚构、调侃、丑化的，也不是西方给了莫言几百万元赏金就可以大肆妖魔化、污名化中国和中国人民。这正像:中华文明这锅大粥营养很丰富，偏偏掉进了一颗老鼠屎；在文艺山川的秀美里，偏偏长出了一株毒草；中国人民一心一意地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偏偏蹿进来了一粒病毒。 因此，只有将莫言清理出作家队伍，依法依规追究其责任，才能大力弘扬新风正气，营造健康清朗的文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