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匹夫
编辑/匹夫
前言梅峰执导的影片《不成问题的问题》是根据老舍1943年出版的一部著名作品而成。原著中有很多寓意。
整部小说的三个中心角色：老成持重的丁务源，“眼高手低”的秦妙斋，“务实木讷”的游达行；
在叙事者嘲讽的评论中，像一幅卡通画，以极高的语调，勾勒出在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情”的三种类型。
用漫画的方式表现真实的人生，靠的是修辞。但是，因为叙述媒体的差异，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对于修辞的运用是一个难题。
按照罗兰·巴特的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个浅层次的能指与所指的对应，比如一层又一层的建筑，这些建筑之间的联系，组成了一个浅层次的象征体系，也就是所谓的“直接意指”或者说“外延”。
在具体的思想观念影响下，一级体系反过来成为二级体系的能指，并与新的能指相匹配，比如“层级”与“层级”相匹配，从而形成了一个深层次的象征体系，我们称之为“含蓄意指”或者“内涵”。
与一阶体系的比较稳定不同，二阶体系中的符号对应是由上下文决定的，因此更具弹性。所以，第二个层次的体系就比较抽象了，必须要建立起对应的情境，人们才能了解它。
但就其文本情境而言，由于其所使用的媒介形式的不同，两者在建构内在文本情境方面也存在着各自的特色与优越性。
小说采用的是书面语，其特点是抽象化；电影使用的是视听语言，具有形象性。
文字语言的抽象性决定了其逻辑性。
以此为基础所构建的语篇情境，正是通往“阳关”之路，也就是通往“隐喻”之“隐含”之路。
另外，由于文字语言的抽象性质，使其具有自然的隐含意义。在明确的了解环境的支撑下，在抽象化对隐喻的保障下，修辞就可以变得深奥，变得多种多样。
而视觉和听觉的语言，由于它的意象特征，与现实的世界太过贴近。大量的音像资料常常掩盖了作家的主观性。
强烈的格式是建立一种必要的语篇背景的手段，以凸显作家的写作意图。在文学叙述中，相对于文学叙述而言，视觉和听觉语言所具有的空间感觉是不可替代的。
利用时空逻辑建立起一种修辞情境，这是音像语言所具有的一种优越性。但是，这种做法常常导致了语言的两种偏激：一种是太明显，一种是太隐晦。
所以，媒体的非均质性使得在语言上难以适应修辞。另外，作者自己的创造意向也会对其具体使用产生一定的影响。
反讽“口是心非”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讽刺有两大类。
一是以语言艺术为重点的言语讽刺。它以语言和情境之间的对比来表现出一种嘲讽意味，并仅限于个体话语或个体象征所表达的意义。
二是“大局面”式的讽刺。“大局面”，是一种对整个作品，对整个文化情景，乃至对整个历史时期都具有重要影响的一种现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反语的变化，现在的反语大多不是什么好笑的东西，而是一种非常悲惨的结果，它已经超越了表面的意义，而是一种对生命和世界的认识。
一个被艺术加工过的故事，不会被天然地表现出来，只能被讲述。叙述者所使用的叙事语言是影响叙事形式的关键。
随着“长篇小说”向“影片”、“文本”向“视觉”转化，叙事活动逐渐弱化，叙事主体逐渐消失于背景之中。而话语讽刺正是在叙事层次上产生的。
因此，对于电影和电视剧来说，完全搬用讽刺语言来进行戏剧的创作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非是说，电影和电视剧的创作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首先是叙述者评价性声音的介入形成的反讽。
尽管《不成问题的问题》采用了“第三视角”，但其嘲讽的语调，争论的语调，使得这位毫无人性的叙述人物极具存在性。言语反讽也基本来自叙述者，而非故事中的人格化角色。
就像小说里，一个大股东接受了丁务源的帮助，把他描述为“自天而降的喜神”，把丁务源和秦妙斋描述为“莫逆之交”，这种讽刺的话语，让人很难理解。
在通常情况下，影片中的叙述都是用镜头来代替的，而非人性化的叙述角色。话语讽刺是由小说中的角色来代替叙述者而产生的。
正如那本书的最后一句：“果子结得越多，农场也不知怎么越赔钱。”在影片中，他便通过新角色的妻子，向观众们传递了一个信息：“你说农场的果子结得这么好，怎么还赔钱呢？”
但是，由于叙述人与小说中的角色之间的地位不匹配，所以只有当叙述人的言辞不脱离小说中的情节时，才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
其次是将情节有机组合的叙述方式形成的反讽。
在小说中，叙事的时间和空间可以通过逻辑的、因果的方式进行比较随意的安排。比如树华农庄亏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找了一个不合适的人，然后又提到了丁务源是怎么为他们提供利益的。
到了后来，大家都把话题转到了丁务源身上，却没有人点破。这种“明知故问”与“守口如瓶”所产生的讽刺感觉，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上对各种事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
但是对于一部影片来说，没有任何说明，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就只有通过“联系”才能被了解，这是非常令人迷惑的。
影片便将原作时空模糊的部分改编为顺叙的叙述时序，并将讽刺的成分贯穿了整部电影。
故事情节已没有了连贯性，浓重的语言讽刺意味也不见了，反而变成了“大局面”讽刺的基础。
最后是叙述语言本身的语调反讽。
原著以嘲讽的语气出现，语言简洁却不尖锐。比如，丁务源在见到游达星的横幅时，就说：“他的脚踵上像忽然安了弹簧，一步催着一步地往院中走，轻巧，迅速；心中也跳得轻快，好受；口里将一个标语按照着二黄戏的格式哼唧着。”
在影片中，可以采用非常规的摄制视角和近距离的取景方式，或者利用视听上的对比来达到讽刺的效果；
从而塑造出一个具有卡通色彩的角色，使其尽量接近于“文风”，同时也增强了叙述人的主体参与。
但这一次，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用了更多的中间全景，对称构图，长镜头，来营造一种超然物外的旁观者视角，客观冷静的中性氛围。
“克制陈述”也是一种讽刺，用一种似乎是在记叙日常小事的视角，来叙述一个看似无稽之谈的故事。叙事与情节之间的对立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从而产生了一种讽刺的效果。
而对不善直白的镜头讲述人来说，“克制陈述”则是扬其长，避其短，在无可避免地抹去了原文的“文风”的同时，达到了另一种讽刺的效果。
“大局面”式的讽刺来自于整个作品，来自于其所处的文化背景乃至整个历史时期的矛盾，将其视角延伸到整个的历史与社会之中。但是，文章仅限于文学创作自身，以及文学创作所折射出的社会和文化事实。
《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大局面”讽刺更多地是通过情境讽刺来表现出来的。情境的反，就是行动的目的和行动的效果的对比，并且这种对比正好是目的的相反。
三位主角都表现出了对情境的讽刺。牧场需要一个能给牧场创造利益的厂长，而留给一个只能做做样子的“丁”；
秦妙斋自诩为画家，但他的野心很大，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无赖。而尤大兴则以实际行动为己任，一心想要将农庄经营得更好，但遭到了民众的反对。
而这三个类型的角色，在富饶的树华农庄里，更是成为了一个经典的符号，突出了中国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讽刺意味。
情节的起伏和情节的连续，角色的真实和感性，是形成强烈的情景反讽和悲剧意识的重要因素。
这部作品对情境讽刺的描写较少，对这三个具有较高概念意义的人物都采用了简单的线条描写。而当它被运用到屏幕上时，它所具有的视觉和听觉上的内在特性就为它带来了方便。
所以，加深对场景的讽刺，充实剧情，加深对角色的讽刺，是一种非常适用于影片的讽刺手法。这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部影片的真实写照。
首先是情节方面。
比如秦妙斋，原著中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但电影中的“教授”出现，将秦妙斋的命运和他的出现连在了一起，秦妙斋是因为一位老师的消失，才去了一趟农场，这就是他的出现。
最后，郑仁和丁院长说了几句话，就被警察抓走了。老师的消失和秦妙斋有没有关系？丁局长会不会就是逮捕秦妙斋的凶手？
影片并没有像小说那样清晰，而是留下了一些空白点。真假难辨，让故事与角色变得模糊不清，但这也让他们更接近“面子世界”的现实，不管里面是什么，只要能抓住表面，就能抓住“真相”，才能生存下去。
这和秦妙斋这个一窍不通，却只会说几句话来点评江山的人，倒是挺般配的。一个拥有这样的性格的人，最后却被这样的性格打败，当真是莫大的讽刺。
同时，情节的模糊，人物的模糊，也让观者悄然融入其中。正如农场主们无法分辨丁务源与尤大兴之间的优劣一样，他们也无法分辨出这一切的真相。
此时，反讽所探究的已经不是故事本身，也不是它所反应的社会环境，而是深入到了观众对其境遇的不知不觉与无奈，使其悲剧性更为强烈。
其次是人物方面。
本片增加了四位主角，并对其中一位主角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加的角色，一是扩大了叙述的范围，二是帮助构建三个主要角色和相应的剧情，增加了剧情的清晰度；三是扩大树华农庄的权利架构，加深与延伸。
小说和电影所展现的权力结构有着一个统一的整体框架，即农场的股东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部，他们对经理和所有住在这里的人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层是管理者。他们之间迸发了人情社会和契约社会的对立冲突，亦是新旧制度的对立冲突。
擅长为人处世的经理丁务源，通过打好关系控制工人，通过讨好上级稳固地位；只懂实务的尤大兴严格按照农场经营秩序管理工人；
秦妙斋为了维护自身的“寄生”权益，鼓动农民们协助丁务源推翻游大星；尤太太想替丈夫弥补人情的不足，收下农场工人的鸡蛋，却反成把柄。
农民是最低的。他们没有自知之明，完全是被上位者掌控的。游达星给了他们一丝清醒的希望，但马上又被鼓动起来，变成了维护旧秩序的人。
一个能为农场、为工人们创造利益的人，最终却被一个擅长交际的人打败，这对农场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结语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影视化进行了探讨。以罗兰·巴特的二阶象征体系为基础，指出修辞隶属第二级符号系统，它的意义既受语篇背景的制约，也受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制约。
鉴于《不成问题的问题》所体现的时代的环境仍然是当代的，因此，笔者把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文本情境的变化上：文字语言和视听语言作为两种不同的文本载体，势必影响文本语境。
文章从语言讽刺到“大局面”讽刺，分别从叙事层次、故事层次和所体现的社会环境三个层次对语言讽刺进行了分析；
指出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言语反讽上不及小说灵活自由，却在“大局面”反讽上更有发挥空间。
参考文献：
张静《论罗兰·巴特符号学与视觉传播理论》
赵毅衡《反讽:表意形式的演化与新生》
克洛德·托马塞《新小说·新电影》
老舍《不成问题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