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2116天

关于作者

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师从于已故的中国史学大师何炳棣，曾经在美国斯坦福、英国剑桥这些名校任教，主攻中国古代史，本套书的前三卷，秦与汉、南北朝、唐朝，都是陆威仪的著作。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二卷。作者陆威仪认为，“南北朝”这一名称尽管反映了这个时期政治分裂的事实，但它同样表明中华文化领域的扩张和多样化，并将其视为帝制中国历史上极具开创性的、划时代的时期。

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永久的印记，作者抓住了其中最重要的5条来写。1.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它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2.新的社会精英出现，他们的特征是从事一种新的文化与文学实践；3.出现了通常采用世袭制的军事人口和新的军事组织；4.朝廷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逐步与社会民众隔离开来；5.主要宗教的兴起，不再严格的按社会与政治来划分人群。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和我们之前讲过的《哈佛中国史》第一卷《秦与汉》一样，这本书的作者，还是美国的汉学家陆威仪。

上一本书，说完了汉朝。那汉朝之后，中国的历史怎么样了呢？用我们都熟悉的《三国演义》的开头来说，那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过了秦汉两代四百多年的统一，中国再一次陷入了南北分裂的格局，而且一分裂就是三百多年。先是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南北对峙，然后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又有几个少数民族先后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也就是所谓“五胡十六国”。西晋灭亡，一些宗室跑到长江以南，建立东晋，再次形成南北对峙，再然后就开始了南北朝，也就是北魏统一了北方，又分裂成东魏、西魏，再演变成北周、北齐。南边，东晋之后，相继有宋齐梁陈，直到隋朝再次统一，一直保持南北对峙的局面，所以叫南北朝。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乱、最难记、最让人头疼的一段儿，那么在这本书里，陆威仪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是怎么来讲这么纷乱的历史的呢？

还是和第一卷《秦与汉》一样，陆威仪没有陷进杂乱无章的历史细节里，而是抓住了魏晋南北朝最突出的时代特征来写，还是5条：1.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它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2.新的社会精英出现，他们的特征是从事一种新的文化与文学实践；3.出现了通常采用世袭制的军事人口和新的军事组织；4.朝廷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逐步与社会民众隔离开来；5.主要宗教的兴起，不再严格地按社会与政治来划分人群。

我们也还是从这5个方面入手，来看看外国历史学家眼中的南北朝。

先说第一个点，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中国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它涵盖的范围是一圈一圈往外扩大的，最开始就是在黄河中下游，今天华北这一带，所以你看我们上一本书讲过，战国的时候，连秦国，今天陕西这一带，都被看作是边缘地区，同样南方的楚国也是，长江流域虽然文明诞生也很早，并且也属于中华文化圈，但开发很不充分，截至西汉末年，人口只占户籍人口的1/4，可以说是个边区。但是东晋和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经济、人口重心都开始向南方转移，到了南北朝，南方的户籍人口已经占了全国的40%。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肯定不是北方的居民心血来潮忽然就想往南边搬家啊，这个原因可能你能猜到：战乱。北方从汉末三国到五胡十六国，整天净打仗了。没错，不过这本书里作者告诉你，移民大潮的直接原因，还不是战乱本身，而是因为割据和战乱，原来北方地区最重要的一件事被荒废了，就是治理黄河。

我们知道，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挟带大量泥沙，特别是到了下游，河道不断加高成了地上河，就是河道比地表还高，所以不得不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泛滥，这么大的工程，只有政府才有实力搞。而我们上一期里说过，东汉政治的特点，是中央政府跟地方豪强势力寻求某种妥协，这样地方越来越强，中央越来越弱，所以像治理黄河这样的大工程，逐渐就没力量搞了，到了汉末军阀割据，这一乱，黄河更没人管，不但泛滥成灾，还把华北的灌溉系统都搞坏了，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往南方迁移。主要的路径有三条，分别是到华东和东南沿海，到华南直至广东，还有就是进入四川，这也是最难走的一条，你看后来李白写的《蜀道难》就知道了，所以这一条路迁移的人相对较少。

中原的移民带到南方的不光是人口，还有先进的农业技术和中原文化，加上南方的地理条件更好，这样才发展出了未来东晋和南朝能够赖以立足的物质基础，从文化上，也把南方和中原进一步拉近。所以，从这个时期开始，江南就从中国版图上的边缘地区，变成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了。

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光是搬个家那么简单，它同时必然还伴随着整个社会结构的重新洗牌，这也就是作者说的第二个时代特征：新的社会精英出现。

说到这，我们要先讲一个这本书里没写，但是提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总不能不提的词儿，魏晋风度。我们看中国历史总会觉得，魏晋南北朝这段，不论是跟之前的秦汉，还是跟之后的唐宋元明清相比，都显得那么另类，主要就体现在社会精英身上。你看之前和之后的知识分子都给人什么感觉，特庄重、特严肃、特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吧？同时，讲究“学而优则仕”，走仕途就是他们最大的抱负，也是把知识变现的唯一路径。

但是在魏晋时期，知识分子不这样，首先他们研究的都是一些我们看来很没什么实用价值的东西，同时，生活作风上，也不像别的时代那么“持身严谨”，而是很放纵。另外在个人职业规划方面，他们不但不求当官，恰恰相反，还以归隐田园、逃避官场为追求，而当时的人还很推崇他们这种范儿。你看那会的红人“竹林七贤”，嵇康、刘伶这些人好像也不干什么正事，就是整天喝酒、玩音乐、吟诗作赋，有的还爱裸奔，唯一一个对政治比较上心的山涛，还因为这个被人看不起。就这么一帮人，放到别的哪个时代都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但在魏晋时代，就被尊为“贤人”。

那么，这个时代的新的社会精英为什么这么特别呢？这本书是这么解释的。

第一个原因，是汉末以来，对人才的认定标准和选拔机制变了。在东汉的时候，地方向中央举荐人才，主要标准是品德，但是到了汉末，军阀混战，这样的时局下，品德肯定就没有才能重要了。曹操最早认识到这点，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率先把选才的标准从品德变成具体才能。但才能要怎么体现出来呢？当时的观点认为，要通过你的言谈，或者文章来体现，所以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一项最重要的技能，就是“清谈”，可以理解为，用高谈阔论来展现你的才学、见识，还有性格。

清谈这个词，我们今天说起来，好像有一种务虚、华而不实的感觉，但其实最初曹操用这个办法选拔人才，还是很看重时政军务这些方面的，但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是个文学家，这本书里甚至称他为“中国文学批评之父”，他更看重人的文学才能，所以后来清谈就越来越脱离实际，流于炫耀文采。但是，即便在曹操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求职的人都有机会跑到他面前去清谈一通——曹操哪有那么多时间啊，清谈更多的对象是曹魏政权派到地方上寻找人才的官员，叫“中正”。一个人是不是人才，是什么级别的人才，就由中正结合该人在地方上的评价，来作出认定，这项制度叫“九品中正制”，在从三国到隋唐设立科举这三百多年间，是中国最主要的人才选拔考核制度。

第二个原因，这个九品中正制，它最大的弊病在哪呢？就是对人才的评定，很大程度上要参考该人家乡方面对他的评价。这样，一些在地方上有势力的大家族的人，自然就占便宜，挤占了小门小户子弟的上升通道。

到了司马家从老曹家手里夺权，建立晋朝之后，司马家的统治者为了笼络夺权过程中支持他们的盟友，就给这些功臣元老搞了个优惠政策，恢复了爵位世袭制。这样，社会上层就更固化了，这些权贵以及地方大家族就形成了所谓“高门”，他们的子弟一进官场，起点就很高。到了东晋，政府搬到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这一带大家族对土地、佃农这些资源的集中占有程度更高，而且晋皇室在这一带没什么群众基础——这以前是人家东吴的地盘嘛，所以为了争取江南大家族的支持，就不得不给他们跟北方大家族一样的高门待遇。

至于普通家庭的子弟，虽然朝廷也为他们留了一些进入政府的路径，但都是那种又累又没实权的事务性岗位，这样，个人奋斗就没有拼爹拼出身有用了，因为门第摆在那，就是说你一出生，你在仕途上的天花板就定在那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政府对人才的吸引力下降，很多人才就流散到体制外，当隐士去了。而他们的才华和行事风格，又反过来影响了一些出身很显赫的高门子弟，也效仿他们，玩清谈、玩隐逸，并且越来越把这方面的能力，看成是他们这些所谓士族的主要标志，也就是说你具备这方面的才能，才算是真正的贵族，要不然，再有钱也就是个土豪。由于家境优越，这些高门子弟往往能玩出更高的水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出身东晋两大豪门之一谢家的大诗人谢灵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上一本书里说过，秦汉以来形成的学术系统，从价值观到提倡的具体准则，都是服务于巩固帝国这个目的的。但是，东汉政权完蛋了，那维系政权的这套学术系统，自然也就不那么容易让人信服了，可以说知识分子处在一种“三观尽毁”的状态，所以他们逐渐背离了此前的学术系统，寻找新方向。比如说，玄学的兴起。

所谓玄学就是把道家的思想引进儒学系统，在汉朝就出现了，南北朝时期更风靡；还有书法，你看书圣王羲之，还有他儿子王献之，都是出现在这个时代；还有绘画，代表人物就是顾恺之；在文学方面，最大的特点是骈体文的盛行，这是一种很精致的讲究对仗的文体，此外还有田园诗，像前面说的谢灵运，还有更有名的陶渊明。到了南北朝后期，纯文学逐渐跟学术文章以及应用文区分开，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标志性事件就是南梁太子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以文学性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编选原则，把很多偏应用的文章，比如经史这类，都排除在外。

从上面说的这些，可以看出来，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知识分子，前所未有地摆脱了实用主义和入世原则的限制，致力于哲学和美学方面的追求，而且，这个时代的文化人还很讲究生活，聚会饮酒、集体远足，都是他们热衷的活动。正是这种潇洒旷达的、享受人生的态度，构成了所谓魏晋风度，这也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但是魏晋南北朝毕竟还是一个分裂的年代，战争、动乱，也是这个时代不可忽视的关键词，所以下面要说的这两个时代特征，都跟军事方面有关。

首先，是在军队人员的构成上，出现了“采用世袭制的军事人口和新的军事组织”。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解。

《木兰诗》你一定知道，这算是北朝最有名的诗歌了，但是里边一个细节不知你想过没，“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为什么一有战事，国家就能派人拿着名册，找到木兰家，征召她老爹入伍？木兰她们家是什么身份，是普通的农民、牧民吗？显然不是，这背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南北朝时期的第三个时代特点：世袭制的军事人口，也就是“军户”。

什么叫军户？简单说，就是一部分人世世代代都当兵。我们在上一期《秦与汉》里说过，汉代以后，中国就没有普遍兵役制了，军队转向职业化，但是到了东汉末年，朝廷衰弱，养不起一支职业的常备军了，所以地方武装就发展起来。作为地方军阀，他们需要兵，又需要钱粮，怎么平衡这两种需求？这就产生了一种二元的户籍政策，就是“军屯”和“民屯”。军阀把手里的土地和农具分给两拨人，他们平常都得耕种，区别在于，种民屯土地的人要交很重的赋税，最多能到60%，但不用服兵役；军屯呢，在战时也得提供一部分粮草，但比民屯少很多，相应的，他们要服兵役。

这样，两部分人按照不同的管理办法，户口分别造册登记，就是军户和民户，只能内部通婚，所以军户的后代也是军户，一生出来就有身份登记，国家有战事，就得入伍服役。这个制度始于曹魏，后来也被很多北方政权采用，北魏的征兵制度叫“府兵制”，就是在世袭军户这个原则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有理由根据《木兰诗》的描述来推断，木兰家很可能就是军户。

军户这种把军人职业世袭化的做法，一直贯穿着魏晋南北朝时代，以及唐朝前期，可以说影响深远。在这作者还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他说，把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定位为军人，这是基于“天赋会遗传”这个理论的，军人的儿子生来就适合当军人，就跟前面说的出身高门的大家族子弟被认为生来就适合当政治精英，是一个道理，是“不断强化的世袭政治精英统治的一个缩影”。

另外，这个时代在军事技术上还有一些革命性的发展，最突出的就是马镫。马镫以及改良过的更符合人体结构的马鞍，能帮助人在马上骑得更稳，做更多复杂动作。现在已经发现的，最早的骑手使用马镫的图画是公元332年的，出土最早的马镫实物，是公元415年的，这两个年份分别是东晋的早期和末期，可以判断马镫就是魏晋时期出现的。另外还有刀取代剑成为标配，砍人效率更高了。铠甲也改良了，甚至有了战马用的铠甲，这样骑兵的作用就不再仅仅是侦察和袭扰，重装骑兵变成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了。

这种军事技术上的改良，是因为当时各个政权都要面对频繁的战争，同样，这个局面也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不管南朝北朝，都在朝着“军事王朝”转型。作者在这特别强调了一个事件，公元420年，刘裕取代东晋末代皇帝，自己称帝，建立南朝宋，开创了南朝的系列政权。在我们想中国历史上的大事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这件事，那为什么陆威仪这么看重刘裕崛起这件事呢？因为，刘裕以及以后的宋齐梁陈这一系列南朝政权，改变了之前从汉末开始的皇权和地方大家族之间的权力平衡。

刘裕是平民出身，参加了东晋组建的新军队“北府军”，凭军功一点点爬到帝国最高层，所以他的基础在军界，而不在大家族把持的政治精英圈儿。取得政权后，他虽然也寻求大家族的合作，但是把大家族最要命的三样东西收到自己手里：军事力量、地方管理权，还有财富。特别是军权，这是军人出身的刘裕最看重的，他自己出身的北府军，主要是由北方失去土地或者躲避战乱的流民组成的，所以他把流民作为跟大家族争夺的主要人力资源，防止他们变成大家族的佃户或者门客。通过这个做法，他打压了地方大家族势力，同时，也给一些像他一样背景的、平民出身的人，留了一条通过军功获得政治地位的路。

但是，这招打压了大家族，却没能稳固刘宋政权。把地方军权收上来之后怎么办？刘裕也没有好办法，只能像西晋司马家那样，把军权再分给他的儿子和亲戚们，事实证明这是失败的，刘裕死后宗室亲贵为了争权，搞出了非常没人性的家族内部大屠杀，当然，这些历史八卦我们就不细说了。而且，这种做法培养出了新的军阀，南朝后三个朝代的开国皇帝：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都跟刘裕背景差不多，军人出身，他们开创的齐、梁、陈，也都是建立在军队基础上，所以作者说，南朝是军事化的王朝。

北朝的这个特征更明显，十六国以及后来的北魏，基本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的社会形态都还很落后，用作者的话说，这些政权都是“建立在最高领袖的军事胜利之上的”，打胜了，一个国家就建起来了，打败了，很可能国家就玩完了。最典型的是前秦，一度统一北方了，但是进攻东晋，著名的淝水之战，前秦一败，很快就瓦解了。所以作者在这用了个非常精辟的评价说，南北朝，南朝有时候是“王朝没有军队”，而北方，是“军队没有王朝”。

这个情况，直到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时期，才逐渐有好转，但是随着北魏政权稳固，北魏皇帝想实行汉化，最终却导致留在北方老家的族人反对，闹了起义，并且引发之后一连串大动乱。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有军事才能的人崛起，其中包括高欢和宇文泰，他们导致了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他们的后人又分别取代东魏、西魏，建立了北齐和北周。

如果把上边这些细节，人名国名时间都忽略掉，让你总结一个这段历史留给你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是不是一个“乱”字呢？没错，这些细节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是，因为乱，每个政权都要千方百计抓军权，所以作者说，南北朝都是军事化的王朝。也正因为这种军事优先的国家策略，造成了作者总结的第4个时代特征：朝廷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逐步与社会民众隔离开来。

说了这么多战乱的话题，可能你听得也有点乱了，下面我们切换一个视角，看一下南北朝这个时期的另一大特色：主要宗教的兴起。

主要宗教，指的就是外来的佛教，还有中国本土原创的道教。佛教虽然源头在印度，但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中国和印度很难有直接的接触，所以作者推断，佛教是由中亚或者东南亚的商人，带到中国来的。顺便说，这两条路径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道教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道家学派。中国人接触道家思想，比接触佛家思想早得多，但是道家在这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实现组织化，没有发展出“道观—专职的道士—明确的教义教规”这样一套成熟宗教必须有的体系，而这些东西出现，大致是在佛教在中国盛行的同时，所以作者推断，道教的组织化是受了佛教模式的影响。

道教最早是群体运动的一种媒介，像黄巾起义的指导思想“太平道”、东晋时代在江南发起大起义的“天师道”，但最后道教从大众发展到精英圈子。佛教正相反，作为外来文化，最早接触和掌握的当然是社会精英，但后来佛教变成一种大众化的信仰。

关于佛教和道教，这里主要关注的是，这两种宗教带给中国人什么影响。

作者总结说，佛教的影响主要有3方面：第一，让中国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力变得丰富了，关于人死后进入不同世界，受到不同境遇的这套理论，也就是所谓六道轮回，变得深入人心。

第二，佛教让灵魂世界道德化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开始接受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以前中国人没这方面的观念，认为一个人在所谓“死后世界”的境况，跟在现实世界一样，活着是上层社会，到了阴间还是上层社会，两头儿的待遇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人死后的地位取决于他在现世的这套礼法系统当中的地位。但佛教思想告诉你，不是这样，决定性的因素是你在现世的道德作风，穷人作风高尚，死后也能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富人，生前净干坏事，死后那就等着下地狱吧。你看这个观念的影响够不够深远呢？我们今天还常说，善有善报、好人一生平安，虽然我们都知道这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从情感上，还是都乐意相信这是真的，这就是佛教带给中国人的影响。

第三，佛教在丧葬仪式上必不可少了。我们上一本书里有一个没讲的细节，特地留到这儿说，就是从汉朝的墓葬来看，当时人对死人总体的印象是害怕，怕他们变成鬼，再回来捣乱，即便对自己本家的祖先也是这个态度。但佛教流行之后，随着“地狱”的概念被接受，人开始关心自己祖先的遭遇，通过超度之类的佛教仪式，希望拯救祖先的灵魂早日脱离地狱，往生极乐，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仪式问题，而是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对终极归宿的态度。

那么道教呢，最主要的影响是体现在个人的修身养性方面。南北朝时期是道教的“修炼”“飞升”这套理论和实践形成的重要时期，最有影响的道家典籍之一，西晋著名道士葛洪的《抱朴子》，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不过虽然道教宣称人能通过修炼变成神仙，但毕竟谁也没见过，所以虽然这个时期很多政权都对这个学说感兴趣，但实践下来，必然都是失望。所以，道教到了6世纪的时候，就更多地回归哲学领域了。另外佛教和道教共同的影响，就是人群可以以信仰来划分了，打破了原来的籍贯、家族、社会地位这些界限。

总结

这本书的作者陆威仪，用一个外国学者的眼光，总结了大分裂时代的5个最突出的特点，分别是：1.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主要指长江流域的移民和开发；2.新的社会精英出现，他们的特征是从事一种新的文化与文学实践；3.出现了通常采用世袭制的军事人口，就是军户，以及以游牧民族雇佣兵和流民为主的新的军事组织；4.朝廷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逐步与社会民众隔离开来；5.佛教与道教兴起，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撰稿：曲飞工作室；脑图：摩西；资料来源：得到APP听书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