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钧，1910年3月出生，山东曹县桃源乡王韩寨村人。
王石钧自幼失去双亲，靠亲友的资助读完小学，1927年考入曹县职业学校蚕桑科，1931年7月考入济南高中。在校期间，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姚第鸿、孙善帅等，在他们的引导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大量革命书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爱国青年纷纷组织起来罢课、游行，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国土。山东学生组织了南下示威请愿团，王石钧和同学们冲破当局的无理阻挠抵达南京，游行示威，呼吁抗战。当局恼羞成怒，进行残酷镇压，王石钧和同学们被军警武装押回济南。
这场运动让王石钧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对外投降、对内独裁的面目。他向姚第鸿倾吐了向往革命的愿望。鉴于他在南京请愿斗争中勇敢坚定的表现，党组织吸纳他为中共党员。不久，王石钧被派往上海党中央受训。
从党中央受训回来，王石钧参加并领导了反会考斗争。
1932年冬，济南为了阻止学生运动，准备实行会考制度。所谓会考制度，就是要求各中学的应届毕业生，除参加学校自行考试外，还要参加全省统一会考，会考不合格者，不准毕业，企图使学生全力应付考试，无暇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学生们得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起来抵制。
共产党员孙善帅、王石钧、马芸祥等同志是济南高中反会考斗争的领导者。他们广泛团结大批积极分子和进步同学，和学校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明确提出，会考是压制学生的紧箍咒，学生要爱国救亡，就不能死读书，当局应停止会考。
由于当局坚持会考，党组织就领导同学们举行罢课。学校慌了手脚，一面找学生代表进行协商，一面贴出布告，勒令学生复课。
反会考斗争后，王石钧到泰安任共青团县委书记。泰安地区党的力量很单薄，环境复杂，工作很艰苦。王石钧积极克服困难，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他深入工厂、学校，广泛接触工人、学生，介绍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努力发展团的组织。
1933年春，山东省党团组织遭到破坏，王石钧为逃避敌人追捕，辗转回到家乡曹县，并于1934年初考入菏泽乡村建设研究院，次年毕业后到定陶县田集乡农学校任军事主任。
他组织进步教师与反动校长作斗争，从而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被迫离开农学校，去曹县西北小李寨小学任教。后来，经刘齐滨介绍，他又到桃源乡农学校当雇员，并秘密从事革命工作。他同共产党员于子元、程力夫和李子芳一起，组织农民互助会，团结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建立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打下了群众基础。
1937年11月，王石钧被任命为曹县三区区委书记，领导建立了三区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刘岗村党支部。他动员18名青年到聊城范筑先部第十支队教导队学习军事知识，为抗战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1938年5月，他帮助郭心斋建立了义合乡自卫队，郭心斋任队长，曹子端任副队长，这是曹县党组织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1938年5月，中共曹县县委创建义合乡抗日自卫大队
1939年2月，杨得志、崔田民率部挺进曹西北一带。3月，冀鲁豫支队成立，曹县地方武装编为冀鲁豫支队第五大队，王石钧先后担任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
这支部队是一些地方武装汇集而成的，战士思想状况复杂。为提高部队的政治思想素质，王石钧费尽了心血。他深入到战士中间，利用拉家常的方式，帮助他们认清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的问题，教育战士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冲杀在前，为战士们做出了表率；在生活上，他坚持和战士们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因而深受全队战士的爱戴和拥护。
一个寒冬的夜晚，王石钧率领部队顶风冒雪到达了宿营地。他考虑到战士们长途行军，非常劳累，在布置好岗哨后，就让大家尽快休息，自己则在昏黄的油灯下工作起来。
半夜时分，寒风呼啸，窗外积雪盈尺，王石钧写着写着，手中的笔不下水了，仔细一看，才知道笔尖上全是冰屑，墨水瓶里也结成了一块冰。他想找些碎柴点着火，刚走到草铺边，看见有位战士蜷缩着身子，冻得直打颤，他赶忙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他盖上。随后，又把自己的被褥抱来，轻轻地盖在战士们身上，而自己生了把火，把墨水和笔上的冰烤化了，又坐下来继续办公。
天亮了，大家从睡梦中醒来，看到王石钧还在工作，再看看盖在身上的大衣和棉被，又激动、又难过，纷纷向他提意见，他摇摇手说：“别说这些了，赶快准备出发吧！”
王石钧为了部队的成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次战斗中，一些战士负了伤，急需医药，可部队的资金非常紧张，无钱购买，而通往后方的交通线又被日伪军封锁。
王石钧想起了家中还有一头小黄牛，就立即赶回家中，对妻子说：“你不是想修补咱这露天的房子吗？”妻子高兴地接上话茬：“可盼出你这句话来了。只是哪来的钱呢？”王石钧说：“先把咱们的小黄牛卖掉。”妻子点点头，同意了。
黄牛牵走了，妻子左等了一天又一天，就是不见王石钧回来修房顶。恰巧孩子生病，妻子找到王石钧要卖牛的钱。王石钧淡然一笑：“牛钱，我用来给伤员买药了。”
妻子沉默了一阵，说：“孩子有病，房子要塌，地没法耕种，你看怎么办？”王石钧安慰妻子说：“我是抗日军人，你是光荣军属，咱们的胸怀要大一些，要不是八路军来打鬼子，别说房子，就是性命能保得住吗？”一番话说得妻子气消怒散，一声不吭地回家了。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第五大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转战于黄河以南、陇海路以北的广大地区，英勇抗击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坚强支持和保卫了鲁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1940年6月，根据工作需要，王石钧转到地方工作。这年秋天，王石钧代理曹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这时，因我军主力部队转移，鲁西南的抗日武装力量暂时处于单薄状态，顽军王子魁、张志刚、石福起等部近7000人乘机向鲁西南根据地进攻，我党地、县机关和地方武装被迫压缩到刘岗、伊庄、曹楼三村坚持斗争。
为解“三村”之围，地委派王石钧带领县政府部分干部及地委独立团的一个连，赴湖西地区寻求支援。但是那里的形势同样也比较紧张，号称1万之众的国民党部队盘踞在湖西和曹东南的边沿地带，而湖西地区的革命抗日武装只有两个主力团。
在这种情况下，王石钧想方设法开展宣传活动，贴标语、散传单，积极扩大我党我军队的政治影响，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队伍，团结一致共同抗敌。又以湖西为依托，建立了曹县抗日县政府曹东南办事处，开辟了大寨、魏湾、砖庙、李集四个新区，加强了鲁西南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1941年5月，王石钧正式任曹县县长。
这年夏天，曹县农村发生了罕见的蝗灾，大片大片的庄稼被蝗虫吃掉。王石钧带领干部群众，不分昼夜到田地里捕蝗虫、灭蝗卵，控制蝗灾，抢救庄稼，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灾害损失。
这一年，许多人家很早就没粮食吃了，全靠挖野菜刮树皮充饥。王石钧心急如焚，积极想办法筹款救济百姓度过灾荒。他号召全县人民，大搞生产自救运动，同时要求县机关和部队人员，节约粮食，并在受灾害最严重的鹿庙等村庄，垒起大锅灶，亲自煮粥赈济灾民。
他的家就在附近的村子，全家一直靠野菜度日。后来，实在揭不开锅了，饥肠辘辘的孩子对母亲说：“娘，俺爹是县长，又给大家发粮食，咱也去给他要碗粥喝吧。”妻子深知丈夫的脾气，一声没吭，泪珠一滴滴落在孩子的脸上。
后来，在大伙的劝说下，她才领着孩子找到王石钧，说：“我能忍，孩子实在饿得忍不住了。”王石钧看着骨瘦如柴的母子，半天没有说话，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说：“家里的困难我知道，这些村受了重灾，救济粮食只有这一点，这粥咱能喝吗？”妻子再没有说什么，眼噙着泪花，背起孩子回家了。
王石钧就是这样，把毕生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1943年3月下旬，日军集结1万余人，汽车百余辆，分七路“扫荡”鲁西南地区。为了反击日军的“扫荡”，王石钧率领县基干大队坚持腹地斗争。
27日，基干大队在青岗集东聂楼村与日军遭遇。由于敌众我寡，被敌人团团包围。王石钧带领战士英勇冲杀，激战中不幸中弹被捕。
他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没吐过一个字。敌人把他押上汽车带往城里，在飞驰的汽车上，他暗暗磨断绳索，择机纵身跳下了汽车。几个日军开枪射击，接着又跳下汽车，对着他的胸膛凶狠地连刺数刀才扬长而去。
当地群众闻讯赶来，急忙把满身是血的王石钧抬回村里，马上请医生抢救。党和政府对王石钧的伤情非常关心，特委派专人进行医治看护。但他终因伤势过重，伤口逐渐恶化。
弥留之际，王石钧还在关心着群众的生活，声音微弱地问大伙：“杨槐花开了没有？那可是咱们度荒的好菜。”大伙告诉他，槐花已经开了。他断断续续地说：“这就好了……群众有吃的了……”话没说完，就牺牲了。
王石钧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出，根据地的人民无不失声痛哭，党和政府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他家乡的土地上，为他竖立了纪念碑。碑文中写道：“石钧同志为人豪侠爽直，大公无私，虽家中屡次断炊，而却一文不苟，赤心耿耿，献身国家，其优良革命品质，堪为后世典范。”后来，党和政府曾把桃源区改为石钧区，以示对烈士的悼念。
现在曹县西北60华里的王韩寨村南边，有一片翠柏、白杨掩映的墓地，那就是王石钧就长眠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