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汝良，1921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县青杨杭村，1939年秋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一团战士、班长，山东四旅十团六连青年干事，鲁中兵工厂机关支部书记等职。离休前为解放军总后勤部白城办事处军马局政委，正师职。

马连良说，回忆战争年代的一些片段，总是意犹未尽，感慨万分。战争是残酷的，但战士们的热情仍然是高涨的，有悲伤、有痛苦，也有快乐和喜悦，因为大家都在心里存着一份希望，一份对全民族得到解放的期许，一份对未来新生活的向往。

下面是马汝良回忆的战争年代的两个比较轻松的故事：

1942年前后，马汝良在鲁中八路军四支队二营六连任青年干事。全连70%以上是文盲和半文盲，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不满20人。由于文盲太多，给部队发展和建设带来很多困难。

有一次，一个战士碰坏了一户老乡家里的饭碗。当时这家老乡正好不在村里，没法交代清楚。于是，这个不会写字的战士只好画一只碗，连同钱一起放在桌子上。后来部队又回到这个村来驻防，这个老乡拿着画和钱找到连部说，我的帽子没有丢，决不能要你们留下的钱，原来是这个不会写字的战士把碗画得像帽子，闹出了这场笑话。

没有文化的后果不仅仅是如此，有时甚至会给战斗行动直接带来麻烦。连长王纪武在扫盲动员会上列举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

一次，他所带的一个分队，在战斗中被敌人四下包围，因无人识字不能写信求援，便找到一块卷烟纸，在上面画了一个小圈圈，圈里面写了个“八”字（八路军的意思）．圈外画了若干个小黑点，意思是部队被敌人包围了。最后又在下面按了一个手印，代表他的名字。

一个战士拼死冲出包围，把“信”交给了上级首长：在这个战士的帮助下，首长好歹弄明白了画的意思，使这个分队得到了救援。这件事情对每个战士都触动很大，看来没有文化还真是很麻烦的事。

扫盲运动开始后，部队上上下下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战士们对于学习文化真是如饥似渴。不论在战斗的空闲，还是敌人“扫荡”的间隙，他们只要弄到一本书，不论新旧，难易如何，就赶紧捧在手中，如获至宝。

1941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年代，日寇对根据地疯狂进行“蚕食”、“扫荡”和“铁壁合围”，叫嚷要困死饿死八路军。在沂蒙山区，部队吃粮难、穿衣难，学文化则更是难上加难。

尽管如此，战士们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学习时没有笔，大家就从战场上拣来子弹头，细细地磨出笔尖，再用一些弹壳做成笔杆，套在磨好的笔尖上面，虽然沉些、笨些，使用起来又硬又涩，但总算有“钢笔”了。没有墨水，就用锅灰加水代替。

最为缺乏的是纸张。纸的来源，一个是靠积攒手头的破书旧纸；一个是靠打据点和在战场上缴获敌人的一些零星纸张、印刷品等。大家把这些新旧不一的纸张订成小本子，每个小本子正反两面都要使用，写满小字再写大字。

有时为了省纸，就在地面上用木棒练字，或在大石头块上用带颜色的小石头、砖瓦片练字。冬季里甚至还要拣些树叶子写写画画。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战士们始终没有向困难低头。他们说得好：“鬼子搞封锁、炸村庄，但他们炸不完山，搬不走地，有山有地就有我们学习的地方。”

为帮战士们早日摘掉文盲帽子，党支部及时制订学习计划，总结和表扬学习中的先进分子。连里根据战士的不同文化水平，分别编成若干学习小组，每个小组配有一两名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担任正副组长。

所有组长先在一起集训，然后回到各组分头包干，定期进行测验，公布学习成绩，最后由战士们评出先进分子予以表扬，个别成绩优秀者，由上级给予适当奖励。这期间，鲁中部队还推广了拼音字母，战士们学习的劲头更高了。尤其许多新入伍的战士，由于掌握了拼音字母，在扫盲过程中很快便跟上了队。

环境苦，条件差，更加促使战士们努力学习，珍惜时间，并且越学越活，做到了学以致用。如战士们刚刚学完“胜利”一词，夜晚值班的时候，就把当晚的口令定为“胜利”，这样既巩固了学习内容，又把学习到的东西派上了用场。

学到一个“军”字，就把它和一些带“军”字的词联系起来，如“军队”、“军人”、“军旗”、“军号”、“军纪”、“军威”、“集团军”等等，这样四面开花，便于理解和记忆，也为造句打下了基础。

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六连全连终于摘掉了文盲帽子。这些来自农村山区的战士，有的一天学也没有上过，当时却能达到小学三至五年级的水平，能看一些书，可写简单家信了。有些文化学习进步快的战士达到了初中文化水平。他们一批批成长、进步，被提干使用，成为部队建设发展的骨干。

1947年2月，蒋介石在全面内战节节受挫的情况下，转而对我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

蒋介石派陈诚率8个整编师20多个旅，共30万人马，从南线兵分三路向我临沂城杀来。北面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率3个军9个师从胶济路自博山、明水南下，向我莱芜、蒙阴解放区进犯。敌人妄图从南北两面夹击马汝良军，扭转颓败的战局。

当时我华东野战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必须快速集中优势兵力，抓住战机。于是，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主动放弃了临沂城，敌人一时不知我大军去向。

1947年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鲁中警备团奉命由博山的刘家台、邢家庄快速赶到莱芜城东南方向的辛庄，在此对国民党南下之敌进行了一夜的阻击战，天刚亮时将阵地移交兄弟部队驻防。

警备团又奉命迅速转移到莱芜城西北的茶叶口，构筑工事，以阻击自章丘南进之敌。后因该行动被敌机侦察获知，因而未能实现阻敌之目的。此时，马汝良所在的二营接到团部命令，火速赶到莱芜城东北部与博山接壤的桃花泉一带，摧毁敌人设在此地的一个后方供应站，切断敌军的主要运输线。

战士们虽然极度疲劳，但一听到要打仗的消息，情绪立刻高涨起来。又是一次急行军，二营赶到桃花泉西北部莱芜七区的法山隐蔽起来。战斗前夕，少数营连干部换上便衣，悄悄地爬上了逯家岭。在山顶，用望远镜能够清楚地看到山下敌人的运输车象一条蜿蜒的长蛇在山路上爬行着，待运的粮食象小山一样在村外堆积着。

夜幕降临，在营长王应锡的率领下，战士们与100多名民工悄无声息地快速爬上顶峰。二月的高山北面积雪未化，寒风凛冽，战士们的手冻得发抖，握着枪的手粘在枪管上，但战士们咬紧牙关，默不作声。

在山峰的北面稍事休息，营长下达了战斗命令，由五连派一个排抢占桃花泉村东的制高点，截住敌人的退路，二、三排迂回到村南；六连从村西包围敌人，按预定时间统一动作对桃花泉护粮保安队进行分割包围。

半夜12点，部队刚接近村沿，便被敌哨兵发现，敌兵连打数枪逃窜进村。战士们紧随其后冲进村。敌人有的喝酒猜拳、有的赌钱，被我军的突然出现惊得目瞪口呆，20多名敌人糊里糊涂便做了俘虏，一部分机灵一点的逃走了，二营无一人伤亡。此一战，缴获了大批面粉，捣毁了敌人的供应站。附近村民获知马汝良军胜利的消息，纷纷赶来祝贺。战士们将面粉分给老乡，返回了莱芜城西北的东土屋一带。

此时，我华东野战军已全部赶到，将李仙洲部分割包围，敌五万之众已成瓮中之鳖。南进无路，后退无门。摆在敌人面前的只有与我军决一死战这一条路。

鲁中警备团的任务是与兄弟部队一起在东土屋东北部的狂山、龙门石、野槐岭一线阻击敌人，达到截住其退路，以求全歼之战斗目标。

2月20日晚，莱芜战役打响，自博山南下的敌七十七师，首先被我军歼灭，敌返回博山的道路被我切断。

2月21日，我军又相继歼灭了驻守口镇的敌三十六师，切断了李仙洲部逃往济南的后路。驻守莱芜城的敌人被马汝良大军铁桶般地围在里面。敌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察觉到战局的发展对其极为不利，急命李仙洲部火速向济南靠拢。李仙洲集中全部人马和火力，拼命想突出重围。

警备团防守的口镇北山一带，是章丘、莱芜唯一的一条公路。王耀武派出大批飞机与地面炮火配合，狂轰滥炸。十多里长的防御阵地山石翻动，烟雾冲天，弹坑连片。逃敌在飞机、大炮的轰炸下，发起了人海战术，一波一波地连续冲锋，均被我英勇的将士击退。

眼见突围无望，又转向马汝良连防守的东土屋扑来，企图在西北方向杀出一条血路。马汝良连阵地前面是南北流向的官水河，部队借河西岸的土石坝作为掩体。马汝良眼见上千的敌人黑压压地爬上对面的东山，不免担忧起来。敌人十余倍于我，能不能守得住，心里直打鼓，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坚决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全连战士子弹上膛，严阵以待，对面敌人已向阵地冲来，马汝良一声令下，全连的轻重武器，一起怒吼起来，子弹象狂风骤雨般扫射敌群。当时有些入伍新兵，尚不会使用机枪，为了多消灭敌人，马汝良一人用两挺轻机枪，每挺机枪配有一个预备枪管，一挺机枪打红了，换另一挺机枪接着打，一个枪管打红了马上换上另一个枪管，旁边有五六个同志帮助压子弹。

敌人成片地在枪口前倒下，战士们越打越勇。敌人伤亡惨重，慌乱地转头向回跑，此时马汝良连对面的阻击部队又象猛虎般压下来，敌人彻底崩溃。

经过最后几小时的激战，李仙洲的5万多人全部被歼，李仙洲本人也成了俘虏。事后一个被俘的敌军官感慨万千地说：就是捉5万只鸭子也得费很大功夫啊，何况是5万军队，真是兵败如山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