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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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26日，中原大地早已是莺飞草长，春暖花开，地处塞外的新疆却还是冰雪未尽，春寒料峭。然而，新疆电视台《今日访谈》栏目组与新疆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们，心中却充满了暖暖的春意。因为由他们组成的联合报道组，马上就要兵分两路，一东一西，前往甘肃临洮与新疆喀什，为一对失散了56年的姑嫂做一回春的使者，搭一座团圆之桥。

远在甘肃临洮的老人叫张玉珍，已高龄83岁了，2005年3月初，在看了新疆电视台播放的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56周年的纪实片《凯歌进新疆》中，竟然发现了小姑子祁淑荣的名字和身影，这让张玉珍老人惊讶不已，因为自从小姑子1949年随王震大军进疆后，半个多世纪里两人一直未曾谋面。

很快，张玉珍老人的女儿就将一篇寻亲的帖子发布于新疆电视台网站的留言板上，为年事已高的母亲在新疆寻找失散50多年的小姑子。正是这张帖子促成了新疆有关媒体的记者们，踏上了为老人的圆梦之路。

很快，以甘肃省电视台为首的多家甘肃新闻媒体也加入到了圆梦报道行列。由于两位老人年事已高，一时无法达成直接见面的愿望。新疆和甘肃的电信部门得知此事后，主动为两位老人提供技术支持，通过可视电话的形式，圆亲人重逢夙愿。

当记者们在南疆重镇喀什找到张玉珍老人的小姑子——73岁的祁淑荣老人时，老人同样惊讶不已，当她得知自己原以为已不在人世的家乡亲人还在惦记自己，祁淑荣老人泪流满面，使她的思绪回到了56年前离家参军进疆的时刻……

本文根据所掌握的历史档案和其他资料，对陕甘女兵进疆的历史背景、进疆的过程以及进疆后对开发新疆、保卫新疆所做的贡献做一梳理。

一、应招出塞

1949年3月，稳操解放战争胜券的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不仅为今后的对敌作战进行全面部署，同时在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描绘蓝图。当时，身经百战的“泥腿子”将军王震，作为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军长兼政委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一向以敢打硬仗、苦仗著称的王震，主动请缨，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那里接受了进军新疆，将五星红旗插遍天山南北的任务。

1949年6月，王震升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他先是运筹帷幄，接着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北挺进，追剿胡宗南残部和解放西北。8月26日，攻克兰州，9月6日，解放西宁。9月23日，人民解放军进驻银川。至此，西北的陕、甘、宁、青四省皆告解放。9月19日，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绥远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9月，王震率领第一兵团翻越祁连山，攻张掖、占酒泉，兵临玉门关，直叩新疆大门。

当第一兵团还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鏖战期间，深谋远虑的王震，就未雨绸缪开始规划新疆今后的大生产蓝图了。新疆比起当年陕北的南泥湾，不知道要大多少倍，那可是一百六十多万的国土啊。然而当时的新疆，在国民党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反动统治下，经济萧条，民不聊生。

因此，王震在一路西征的途中，一方面布置部队筹措粮种，准备生产工具，另一方面就是广揽人才，吸收青年学生参军进疆。

陕西咸阳、武功解放后，进疆部队在这里接收了“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70多名教授、学生参军”。刘明环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当时在宝鸡一个民族资本家的纺纱厂担任技术厂长，宝鸡一解放后，就自愿报名参军，后来被任命为新疆经济研究所所长。

1949年年8月16日，临洮解放。由于临洮是甘肃有名的文化县，教育发达，学校多，王震决定在临洮成立第一兵团军政干部学校，招收青年学生参军。由他亲自担任军政干校校长，傅志华担任副校长，临时校址就设在临洮师范学校。

曾经三次留学日本，时任临洮工业职业学校校长的戚文波，带着儿子参军，临洮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魏宣昭带着儿子、侄子、侄女等一家7人参军，更是被传为佳话。甘谷县被录取去一兵团军政干校的有400多名初中以上学生，其中女生二十多名。

当兰州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二军教导团政治处宣传股长林枫、参军大学生杨伯达等人组成的招生工作组，就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与进攻部队一起前进。兰州解放的当天下午，第一兵团军政干部学校招收知识分子参军的广告就贴满了兰州的大街小巷。招生工作人员穿梭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农业专科学校等高校以及兰州的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经济界的学生与专家之间，动员并认真选拔学生和专家参军。

兰州大学研究民族问题的专家谷苞副教授，首先带头参军。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兰州市市长的两个女儿也报名参军进疆。

兰州解放后，为了研究解决新疆经济建设即将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第一兵团专门成立了“新疆经济研究所”，由谙熟财政经济的专家组成。同时为了培养新疆急需的专业人才，成立了“第一兵团财经学校”和“第一兵团卫生学校”。

围着小事务长的一群快乐女兵。

从1949年5月到1949年10月，第一兵团在人口并不多，文化也不算发达的西北四省“共招收知识青年一万多名”，这在当时算是个奇迹，也可以看出民心所向。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一万多名知识青年中，有女青年1127名，她们“既有20多岁的女大学生，也有十四五岁的女中学生”。

第一兵团招收女兵进疆，除了女兵也是建设新疆需要的人才外，王震考虑得更多的则是解决部队进疆后的“婚姻问题”。在南泥湾垦荒的艰苦岁月里，王震就时时惦记着给自己的部队将士解决切身问题——婚姻问题。在三五九旅广大将士的心中，老旅长王震是出了名的“红娘”。

如今，十万大军即将开赴关山万里的边疆，他们绝大部分人因为战争而耽误了个人的婚姻。进疆后，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些将士的婚姻问题，屯垦戍边的大业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王震大军一路西征时，在招收各种人才和青年参军的同时，有意招收一些未婚女性进疆。

在西北招收进疆的一千多名女性中，陕西、甘肃女性为多，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临洮女兵西进新疆的故事。

二、风雪西进路

临洮，古称狄道。秦长城西起临洮，古丝绸之路又穿境而过，使得临洮成为陇上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1949年8月16日，临洮解放了。王震决定在这里成立第一兵团军政干部学校，由自己兼任校长，在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招收青年学生参军。

第一兵团军政干部学校的招生广告一贴出来，临洮县城就沸腾了。报名的人非常踊跃。小小的古城竟然有1500多名青年学生被录取，其中有150多名女学生，年龄大都在15岁左右。

如今，我们已经无法看到招生广告的原貌，但据后来参军进疆的“女兵”（当时的女学生）回忆，当时的招生广告写得还是很策略的。只写“军政干部学校招生”，没有写参军；只写到兰州开办训练班，受训三个月，结束后，想工作就分配工作，派到地方当干部，想上学则可以继续上学，没有提到新疆的事。

所以大多数人，是被军政干校“为新解放区的接管工作培养军政干部”的培养目标所吸引。当然，女学生们也有因其他各种原因而报名参加军政干校的。有的是同学互相影响结伴而来，有的则为逃避童养媳悲惨命运的，有的对包办婚姻不满，有的不堪忍受继父继母虐待的，还有的家里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为生存而来。总之，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参加军政干校，可以肯定的是，她们都是抱着进干校深造，奔前途而来。

张修华与燕勃在疏勒结婚纪念

当年行军女战友，今日欢聚在乌鲁木齐。

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政治训练，1949年10月6日凌晨3时，当整个临洮县城还沉浸在睡梦中，军政干校的1500多名临洮学员，顶着皎洁的月光，悄悄地起程出发，从此离开了亲人，离开了养育他们的洮河，离开了故乡。

那一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中国人家家团圆的日子。当时的她们，可能谁也不会想到，这一走，家乡便成了天涯海角，成了夜夜梦归的地方，她们中间的许多人，这一生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前面提到的祁淑荣就是典型的一例。

临洮到兰州的100多里路，女兵们用了4天的时间，才走到。10月9日达到兰州时，疲惫不堪、满脚血泡的她们连欢呼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想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这些从未离开过家的女兵们已经初次尝到了徒步行军的滋味。

部队在兰州只休整了四天，又继续出发，步行到了永登，才坐上了汽车。到张掖后，在那里正式受训一个月，又坐车到酒泉，在酒泉休整了几天，便开始踏上西进新疆的征途。

此时，女兵们的思想觉悟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因此，向新疆进发并没有引起女兵们太强烈的思想波动。她们一路出玉门关，过星星峡，披星戴月地向新疆进发，12月中旬，终于到达新疆东部的吐鲁番。

在吐鲁番，军政干校奉命进行了改编：取消建制，人员大部归二军教导团。二军教导团实际上是战争年代培训营、连、排三级干部的学校。其实，在临洮等地以第一兵团军政干校名义招收的学生，早在1949年9月，第一兵团就已经决定“全部交教导团”。但当时，所有军政干校的学生（包括女兵们）只知道去兰州受训，根本不知道目的地是新疆。

在吐鲁番进行改编和休整后，1950年2月20日，二军教导团的2000多人，又选择了一个满天繁星的凌晨出发，踏上西进喀什的征途。从酒泉到吐鲁番这一路，女兵们基本上是坐汽车，从吐鲁番到喀什，则全靠一双脚走。

许多女兵以后回忆说，“从吐鲁番到喀什的戈壁行军，是我们这一生中接受过的最严峻的考验。” 在人们的想象中，这条存在了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应该是一条平坦的大道。然而，这条路，几乎不能称之为路，要么是布满卵石的茫茫戈壁，要么是浩瀚无垠的沙漠，要么是长满铃铛刺、梭梭草的灌木丛。行军之艰难，常人难以想象。

战士们经常天不亮就出发，直到满天星斗才到达宿营地。由于鞋子不合脚，再加上经常灌进沙子和石子，女兵们的双脚打满了血泡，每天晚上把新打的泡挑掉，第二天照样赶路，以至于新泡和旧泡，泡连泡，泡叠泡，女兵们戏称自己是“泡兵”，谁打的泡最多，谁就是“泡兵”团长。

走得最苦的一次要算是从焉耆到库尔勒的那一段路。天不亮部队就出发了，走到铁门关，天已经黑了，原以为目的地库尔勒就在眼前，可走了好几个小时，就是到不了，原来是向导带错了路，部队原地转圈走了几个小时。有些体质弱的女兵，最后只好匍匐在地，慢慢往前爬行。

就这样，从喀什到吐鲁番的“3600多里的戈壁行军，在38天中完成”，平均每天行军路程在在八九十里以上。

1950年3月底，二军教导团抵达了目的地——喀什疏勒县（汉城）。进入新疆境内后，女兵们便犹如种子一般，星星点点地被洒落在天山南北的大地上。特别是从焉耆到喀什，二军教导团每到一站，都要留一批人，也要留几名女性。最后抵达疏勒时，队伍中还有56名女性。

三、功在天山

（一）西部荒原的拓荒者

中国再难找到像新疆这样辽阔的荒原：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最高的群山，最洼的盆地，最长的内陆河，以及中国最浩瀚的二大沙漠全部揽在怀里。

解放时，新疆的总人口为433万，而粮食总产量却不到85万吨，人均占有口粮不足200公斤，除去地租、口粮和种子外，所剩无几。民生之凋敝，可见一斑。

进疆人民解放军与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共计17万人，要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靠当地筹措显然不行。如果从内地调运或从苏联进口粮食，要么运费奇高，是粮价的8-10倍，要么必须动用大量的外汇。这对刚刚诞生的新政权，无疑都是不现实的。

粮食问题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能否守住新疆的关键。原美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副领事马克南在离开新疆时，曾叫嚣：“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要亲自看到他们一个一个渴死、饿死、葬身于黄沙旷莽之中” 。

1950年1月21日，根据毛泽东在1949年12月5日发出的《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王震将军发布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人站在劳动生产建设战线之外。”要求当年开荒种地60万亩。王震将军的一声令下，刚刚从炮火硝烟中走出来的17万部队指战员，除一部分担任国防守边、进军西藏、肃匪平叛、维护社会治安外，有11万军人投身到前所未有的大生产运动中去。

1950年2月，当女兵们从吐鲁番出发，如天女散花般被分配到各地时，新疆大地已先后进入春忙季节了。1950年3月底，当最后一批女兵56人达到目的地——喀什疏勒时，当地的农民已经播种了春麦。农时催人忙。从家乡到目的地走了整整半年，行程近万里，早已疲惫至极的女兵们顾不得休息，便开始为部队的开荒做准备。3天后，征尘未洗、汗渍未除的她们开赴到离疏勒县城30公里外的芦苇滩——大草湖安营扎寨。

此刻，大草湖这片亘古荒原便是她们的“战场”。她们的任务与新疆11万开赴生产第一线的官兵们一样，就是向荒原要良田，向良田要粮食。到达开荒地的头一件事，就是搭帐篷、挖地窝子。所谓的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支上几根棍子，盖一些茅草，用泥巴糊住。部队优待女兵，男兵睡地窝子，女兵睡帐篷。帐篷是搭在刚刚砍去芦苇的草地上，地上铺一些干草，二个女兵合睡在一起，每人只有一床被子的她们，只好一床铺一床盖。让女兵们最不能忍受的是，草滩里到处都是四脚蛇，晚上睡觉时，四脚蛇不是钻进被子里，就是钻进女兵的衣服裤子里，吓得女兵半夜哇哇大叫。后来好些女兵睡觉时，都将袖口、裤口扎起来，以防四脚蛇的侵入。

开荒的任务一下达，女兵们就不甘落后，挥动着稚嫩的双臂，使出全身的力气将镐头砸向芦苇盘根交错的荒滩，很快，手上打满了血泡，血水浸红了镐把……后经领导决定，女兵们停止劳动强度大的开荒工作，改做播种、打柴、烧水、做饭、送水、锄草等工作。这些工作看起来轻松，做起来一样辛苦。打柴要走好几里路，全靠人背回来，而且因为是刚打回来的柴禾，潮湿不好烧，经常因为用嘴吹气，而风向突变，燎着了女兵的眉毛和头发。烧水送水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当时烧水送水都是用废弃的汽油桶，得二个人抬着小心翼翼地走。因为驻地与开荒地相距越来越远，为了保证开荒官兵的饮水，每天都要送好几趟。

由于生产工具严重不足，女兵们锄草用的小铲子大约只有15公分左右，必须蹲着锄草，一天下来，女兵们常常是累得腰酸腿疼，头昏眼花。由于供给不足，女兵们从家乡出发时发的棉衣一直穿到1950年的8月份才换掉。

南疆5月份基本上就进入夏天，太阳无遮无拦地烧烤着荒原，穿着棉衣在毒日下工作，可想其艰苦程度。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许多男兵与女兵都得了夜盲症。吃了许多羊肝后，夜盲症才渐渐消失了。

开荒的日子里，给女兵留下深刻记忆的莫过于南疆的沙尘暴。当时不知道沙尘暴这个名词，只知刮风下土。春夏之际的南疆，是沙尘暴最为肆虐猖狂的季节，正在野外干活的她们，常常与沙尘暴不期而遇。遇到了就只好就近找个稍微能避风的洼地或紧紧地抱住一棵树，低头缩脑的坐在那里，任凭飞沙走石的鞭笞，风过沙停之后，不仅人已被沙埋掉了一截，而且再也找不到回营地的路，只好就地等待同伴的接应。

人们都说，土地是最有情的，你投入多少，就回报你多少。开荒第一年的1950年，全军就开垦荒地96万多亩，播种近83万多亩，超额完成计划的40%。1950年秋季，昔日荒凉的大草湖麦浪滚滚，瓜果飘香，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召开的“劳模”表彰会上，当时驻南疆的部队首长称女兵们是“巾帼英雄”。

（二）文化的传播者

1950年的大生产运动，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耕地面积不大，产量低，地区分散。为了解决部队的需要，同时支援地方建设，新疆军区要求1951年“参加农业生产部队向全年粮食自给方面努力，逐渐向大规模国营农场方向前进”。

然而，“大规模农场需要科学化、技术化，部队具备高度生产热情，但缺乏科学知识、技术知识，需要科学技术工作者指导”。 当时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的部队官兵，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文盲和半文盲约占总人数的70%。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1951年，根据军委总政治部及西北军政1951年文化教育的指示和全军第一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的决议，新疆军区在部队中开展了以扫盲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教育活动。

新疆军区政治部在关于开展政治文化教育的指示中规定：排以上干部，凡高小以下程度者，一律参加文化学习；高小以上者，学习政治理论，并按测验成绩分编初级、中级、高级三种班次，以求得逐步提高。当时部队对知识分子比较重视，在定级时，“小学的给个班级干部，初中的是给排级，高中的给副连级，大学的给正连级”。

部队的这一规定曾引起一些老兵的不满，认为自己出生入死地打了多少年仗，都没能当个干部，这些刚参军的学生娃娃，进部队没几天， 全当了干部，老兵感到心理不平衡，想不通。然而在部队向文化大进军时，这些学生娃娃们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老兵们也就心服口服了。

由于当时部队文化教员不足，而进疆的陕甘女兵文化程度大都在初中以上，这在当时的部队算是知识分子了，所以大部分女兵们承担起了各类文化速成小学、中学文化教员的角色。

新疆军区早在1950年就规定：“部队文化教员，可以新参军的女学生担任，但每连至少配两个，生活上应给以方便照顾，如住房的问题和生理病等，并应免去她们出操”。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部队对女性的关爱和照顾。然而，当时部队根本没有那么多教员，每个连队能分到一个教员就算不错了，女教员更是凤毛麟角。

临洮女兵魏玉英就是分到二军五师十三团二营的唯一女教员。女兵们以女性特有的耐心、细致，手把手地教战士学文化，在部队“向文化进军”的战斗中，女兵们与许多男性教员一起站在了部队扫盲的第一线，使部队的文化素质得到迅速提高。由于有文化教员这一段经历，有些女兵的一生与文化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淑莹，参军前在家乡临洮女子师范附中上初三。家乡解放后，在参军热的鼓动下，她怎么也不肯继续在家乡上学，冲破家庭的阻力和自己最要好的姐妹赵桂清、李树德一起报名参加第一兵团军政干校。渡过了部队最初垦荒的艰苦岁月后，1952年，王淑莹被分到步兵五师十五团三营九连当文化教员，她也是十五团唯一的女教员。

当身材娇小的王淑莹，第一次站在这些经历过无数次枪林弹雨洗礼的战士们面前上课时，心里还真有点害怕，不知如何教他们。但她望着这些早已过了学习年龄却又对知识充满渴望的眼神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用知识开启他们智慧的航船。王淑莹从最简单的“士兵”二字教起，以引起战士们的兴趣，然后根据部队和个人的生活实际出发，从常用字开始，到各种组词，再到句子，一步一步引导战士们学文化。而那些不识字的“大老粗”，早已吃够了“睁眼瞎”的苦头，学习的劲头很大，除了上课外，课本随身带着，一有空闲，就拿出来读、背和默写，进步非常快。

除了给战士们教文化，王淑莹还想尽办法丰富战士们的业余生活。因为有文工团工作过的经历，王淑莹能唱会跳，因此教战士们唱个歌，排个节目也成了她分内的工作。战士们排练的《兄妹开荒》就是王淑莹的杰作。

由于出色地完成了文化教员的任务，1954年王淑莹转业时直接被分到农一师子女学校任教，到1990年离休，王淑莹在教育战线上一干就是36年。在这36年中，她“前后教了几十个年级，数以千计的学生”，“13次授予先进工作者、5次授予三八红旗手、6次授予优秀教师、8次授予优秀班主任等称号，并荣获‘优秀园丁’奖章，评为高级教师职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像王淑莹这样进疆后一直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上的陕甘女兵还不在少数。她们将在故乡传承下来的文化，融合了新疆独有的文化，通过教育，通过她们的学生，按几何级数扩散，点燃了新疆从蛮荒走向文明的圣火。

（三）情爱洒满天山

提起陕甘女兵的婚恋问题，也许没有后来的湖南、山东女性那么轰动，因为后者不仅地域集中，而且人数是前者的几倍和十几倍。可是陕甘女兵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而且是唯一一批徒步进疆的女性，也应该是西部荒原的第一批母亲。她们每个人的“终身大事”，都是一部传奇。

新疆和平解放后，国民党起义部队“平均年龄38岁，98%以上官兵家在内地，96%以上士兵尚未成家”。而进疆的第一兵团，团以下的干部官兵几乎是清一色的“光棍汉”。根据彭德怀副总司令关于“建国立家”的指示，王震向全军指战员提出了“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的口号。但如何让17万将士安下心、扎下根，像楔子一样，牢牢驻守在有着6000多公里边境线、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边疆大地上？当时的决策者王震等人一致认为：从内地招聘女兵进疆来解决官兵们的婚姻问题。

新疆部队妇女各时期来队情况统计（1953年）

49年起义

3831

49年随队入疆

1127

50年来队

1298

51年来队

3862

52年来队

11723

合计

21841

从以上这份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部队的女性在17万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大军中是何其珍贵。既然角色已经定位，那么任何进疆的未婚女性就只能按照既定的角色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陕甘女兵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进疆的女性，她们的婚配对象主要是团营级干部。当时，部队解决婚姻问题的原则基本上是，先干部后战士（只要先稳定住干部，才能稳定住战士），先级别高的，后级别低的，先年龄大的，后年龄小的。

刚进疆的陕甘女兵大都在20岁以下，而团营干部大都在30岁以上，年龄往往相差十岁以上。对女兵而言，一方面因为年龄还小，不愿意考虑个人问题，即便想找对象，也想找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性；另一方面，受家乡观念的影响，绝大部分女兵愿意找同乡。

如果尊重女兵的个人意愿，根本无法按照部队的原则来解决婚姻问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婚姻不一定是感情的需要，而是革命的需要。于是，组织便成了婚姻的媒介。可以肯定的是，组织的介绍首先是基于对男女双方的了解和秉着对男女双方负责的态度的。

在组织的介绍下，“结婚是革命的需要”的大道理，让这些对革命道理懂得并不是很多，但又一心追随革命的女兵们，最终服从了组织。于是，荒原上的婚礼一个个如期地举行，这些女兵也由少女变成了少妇，变成了母亲。

虽然说这种婚姻并非完全出自女兵的自愿，但也不是有些人、有些作品中所说的是完全强迫。这些作品将女兵婚姻中的个别悲剧，进行放大，从而达到以点概面，混淆视听的效果。

我们说，判断一个历史事件的是非，是存在着双重标准的：一个是伦理、道德的标准，用来衡量历史事件的合法还是非法，正义还是不义；另一个是历史标准，衡量历史事件进步还是反动，符合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一般情况下，这两个标准是一致的，即正义事件是进步的，不义事件是退步的。在特殊情况下，历史的进步可能以付出巨大的代价为条件，这时伦理标准和历史标准会暂时背离。这种婚姻对新疆当时的和现在的稳定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也是毋容置疑的。如果后人脱离当时的实际，一厢情愿地来评价这段历史，那就是对历史的亵渎。

女兵们自己称自己的婚姻为“半包办半自愿”。“包办”指的是婚配的范围被指定在组织介绍的范围之内。“自愿”指的是，这种婚姻虽然是组织介绍的，但最终还是经过个人同意的。这是一种介于包办和自由恋爱之间的形式。这种形式如今听起来，似乎有些晦涩，但当时，共和国的执政者们，一面高举着理性的婚姻自由的大旗，一面却在进行着感性的半包办的婚姻，确实是出于无奈 。

面对着这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经历了长期血与火考验的军人们，在战争结束后，早已过了婚龄的他们又将无限期地驻守在离家乡万里之遥的边关，执政者们不能不心疼他们，不能不更多的为他们的利益考虑，也不能不为中国六分之一疆土的未来考虑。而军人们本身也像沙漠渴望水一样地渴望女性，来抚慰他们伤痕累累的身体，来温润他们缺少柔情滋润的胸怀，更重要的是给他们一个家，让他们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本来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在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后，却有着意想不到的结局。这些由组织介绍结婚的女兵们，几乎没有离异现象，而且又几乎都是原配相伴走到了今天。

笔者曾向这些女兵探究过其中的原因，女兵告诉笔者，原因之一是组织介绍的婚姻基础较好（组织在介绍时，会对男女双方的政治面貌、家庭背景以及个人情况做详细的了解），原因之二是这些老干部大都分不仅非常善良，而且觉悟高，很少有大男子主义思想，对女兵的生活非常关心，对女兵的工作有很大帮助，因此这种婚姻令女兵很少有后悔的。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的陕甘女兵都是在进疆后由组织半包办下解决了婚姻问题。有的女兵在家乡时就订过婚或结过婚，如王淑莹与同乡魏振常在出发的前一天，在家乡举办了订婚仪式。两人在订婚前根本不认识，是两家大人为了孩子进疆后有个照顾而包办的。订婚的第二天两人就出发进疆了。进疆后两人一直没有在一起，直到1954年才真正算结婚，住在了一起。

有的则是恋人一同进疆，进疆后，终成眷属。被分在二军五师十三团的魏玉英算是幸运的，自己找了一个全团最年轻的干部——二营教导员，只有25岁。但即便如此，也比她大9岁。相识一段时间后，他们在1951年结婚。

1127名陕甘等地女兵的西进新疆，虽然并不能真正解决当时驻疆部队的婚姻问题，但是，它作为女性参军入疆的一种模式，在以后的几年里不断地被推广、应用。于是，四川女兵来了，湖南女兵来了，山东女兵来了……，众多的女性走向了西部，走向了军营，是她们用女性的柔情，用绚丽的青春和一生的坚韧，与共和国的军人们一起改写着新疆屯垦一代而终的历史。

人的一生充满了选择，一旦选择了，命运可能也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当年的女学生魏玉英，在晚年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时，曾说“我的同学现在都是教授级的，一提起学历我就后悔，我要是不参军，那时候上了大学，我绝对也是教授。”言语中透着自信。但她又说：“可是反过来想呢，我觉得我们这批人在新疆，虽然不是轰轰烈烈的有什么很大的作为，但是我们有一种潜在的力量。我们对边疆的建设还是付出了我们的代价的。”朴素的话语中释然了当初的选择。

【作者：姚勇 原文刊登于《新疆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