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晚年，长公子扶苏被派往上郡监军，与大将蒙恬一起，统领三十余万大军驻守北疆抵御匈奴。

大将蒙恬，将门之后，其祖父蒙骜、父亲蒙武，都是大秦帝国赫赫有名的战将，为大秦一统天下立下了赫赫功勋，蒙恬本人更是久经沙场的大将，是秦国擎天一柱，在秦军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巨大。

北方长城兵团的三十余万大军，更是大秦最主要的野战精锐。当时秦朝国内的野战部队只有四十余万，除了北方的三十万人，就只有都城咸阳周边的中央兵团十余万人，另外的四十余万人，都被派驻到岭南镇守南方，离远中原，对中原的影响力可以忽略。

扶苏有皇长子的身份，且“刚毅勇武，信人而奋士，民所望也”，有勇有谋、有才有德，威望崇高。有大将蒙恬的忠心辅佐，还有大秦帝国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在争夺皇位的时本应胜券在握，但秦始皇在沙丘病逝后，少公子胡亥和宦官赵高，伪造一纸假诏书，扶苏就放弃抵抗，选择自杀而亡了。历史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长城军团三十万大军，会不会听从扶苏和蒙恬的指挥。根据大秦军制，军队调动需要“玺、符、节”三位一体，方可发兵。玺，即盖有御玺的诏书，说明调兵的理由和统兵将领；符，即虎符，是春秋战国时期常用的调兵信物，皇帝和管理军队的将领，一人一半，要调动军队时，派使者持天子虎，符合二为一，方可调动，且认符不认人，是调兵权力的合法凭证；节，即通关文牒，持节军队才可通行各处关隘，军队才能开赴目的地。

秦始皇病逝后，扶苏、蒙恬手中“玺、符、节”，一样都没有。而反观胡亥、赵高，手中掌控着御玺和虎符，虽然诏书是伪造的，但只不过是违背了皇帝本人的意愿，盖有真玉玺的诏书，在外面眼中就是真诏书，

所以胡亥的使者，“玺、符、节”三位物齐全，让副将王离替代蒙恬掌军，水到渠成，不容反抗。军中将领，在“玺、符、节”面前，不会选择跟扶苏造反，而是会选择顺从旨意，服从副将王离领导。

如果扶苏和蒙恬真想有所作为，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但必须提前谋划，演足悲情戏，事先不动声色安插好绝对亲信，在关键时刻当众揭穿假诏书的真相，再凭借蒙恬三代在军中的威信，是有希望成事的。

但关键是，蒙恬根本没掌控军队的企图和打算，他在被处决前，说了一番话：我虽为囚徒，但以我的势力，我足以反叛！之所以不反叛，是为先祖的荣光、先王的恩德而已。意思很明白，蒙恬根本不会背叛秦始皇的意志，哪怕这个旨意是假的。

秦始皇的威信和秦国的法令，让扶苏、蒙恬不敢有任何作为。一统六国后的秦国，秦始皇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他13岁继位为秦王，39岁灭山东六国统一天下，成为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封建皇帝，功勋伟业前无古人。事业的巨大成功，使个人威信达到了顶峰，君权独握、朝纲独断，而且性格嗜血暴虐，对军队、对朝臣、对儿子，都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震慑。只要有秦始皇在，天下无人敢反。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秦法苛严，实行严格的“什伍连坐制”。在酷法的威慑下，全国没有人敢轻易违反秦法。三十万长城军团，大都是关中子弟，妻儿老小大都在关中地区，在朝廷的掌控之下，军中重要将领，家人更是会被朝廷留在咸阳为人质。

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死地，军中将领和士兵，是不会跟着一个毫无胜算的皇子，牺牲家人性命反抗朝廷的。

扶苏、蒙恬的信息极度不对称，使其没有机会事前谋划。

掌控军队对抗朝廷，需要长期的密谋和准备，而秦始皇的病逝是突发事件，赵高、李斯等人封锁消息，远在北方的扶苏和蒙恬对此一无所知。

当胡亥的使者带假诏书来到上郡大营时，扶苏、蒙恬不知道秦始皇已经去世，更别说赐死诏书的真假，更别说有所准备了，当使者抵达上郡下达圣旨那一刻，扶苏、蒙恬的最终结局便已经确定了。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使者宣读诏书的场景。始皇帝的使者手持诏书，带领一众武艺高强的武士，召集扶苏、蒙恬、王离三人宣读诏书，让副将王离接替蒙恬掌管军权。王离自然手持诏书，满心欢喜去召集众将掌控好军队，王离也是名将王翦之孙，在军中威望不比蒙恬差，军权的过渡交接毫无悬念。之后，使者再令扶苏、蒙恬自杀，使者当场催促、监视，如遇反抗，随行武士可以强行“帮助”他们自杀。

如果扶苏、蒙恬事前知道秦始皇已死的信息，只要稍作安排，那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派出亲信士兵，扮成劫匪，在使者必经之路设伏击杀，不让使者进入军营。没有皇帝诏书，扶苏、蒙恬自然可以继续掌控长城军团，胡亥、赵高一时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如果想进一步有所作为，更是可以夺了使者的诏书和虎符，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诏书内容，指责胡亥、赵高谋逆作乱，令扶苏、蒙恬率军回师咸阳勤王。

有了诏书和虎符，凭借扶苏和蒙恬在军中的威望，调动大军回击咸阳没有问题。如此操作，扶苏完全有可能将大秦绝对的军事力量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等待时机夺取属于自己的帝位。

一边是蓄谋已久、谋划周全的一群小人，一边是毫不知情、毫无应对准备的两个真君子，孰胜孰败，结局早已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