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小行州的第二天一大早，又沿着朱砂冲的小路前行，8点左右到了黄坳。一出山口，就听到枪声炒豆般地响起来，黄坳街后面的两座山上火舌闪闪。枪声就是命令。我们立即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敌人的阵地冲去。
29团是湘南农军，有千把人，枪却不到三百支，大部分人使用的武器是梭镖。这种梭镖长约两米，两刃雪白，刀柄是一寸直径的铁圆筒，插入木杆，刀刃下面围一圈红缨，衬着白晃晃的刀刃，好不威 风。
农民军武器不好，但有冲劲儿，又仗着人多，分几路冲过去。只见漫山遍野的梭镖，像潮水一样，冲过黄坳河，又往山上冲，很快便把敌人冲垮了，缴了五十多支枪。
战斗结束后，才知道交战对方是朱培德27师81团的一个营。我高兴极了，因为北伐时我就知道，朱培德部能打仗。我们这支农民军建立不过三个多月，到井冈山的头一仗就打垮了朱培德的部队，说明农民军也能打仗。当然，这一仗，说不上有什么好战术，就是靠革命农民的勇猛冲锋精神，加上人多、梭镖长、刀刃发亮，那个气势把敌人搞懵了，几下就垮掉了。
这个胜仗显示了农民军的威力，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它还引来了另一个更大的胜利。
战斗结束的当天，我们住在黄坳。午饭后，军部和28团也来了。28团奉命开往五斗江。这天下午，从黄坳溃败的敌人跑回拿山，向团部报告，说是在黄坳被农民军袭击，并说我们没什么武器，都是梭镖。敌团长立即带着全团向五斗江反击。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一进五斗山就遭我28团的反击。28团是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的，本来就是铁军，武器也好，一下就把敌81团打垮了，缴了三百七十多条枪。第二天，我军向永新前进，28团为前卫，在进至永新城禾水之北，又击溃驻守该地之敌一个团和五斗江溃退之敌残部。
战史上称之为“一打永新”。
占领永新后，29团就到城东面的石灰桥、高桥头等地做群众工作，建立农民协会、苏维埃政府、游击队。因为工作对象是农民，我们自己也是农民，建立和参加过农民革命组织，所以我们这支农民队伍做地方工作也很得力。
29团团长胡少海在社会活动方面有经验。他是湖南宜章人，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但他在外读书，接受了进步思想，曾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在湘粤边搞军事活动。大革命时期受共产党的影响，成为同情者。
湘南起义时，朱德就是以他的名义，把部队带进宜章城，取得年关暴动胜利，并揭开了湘南大起义的序幕。暴动后，胡少海任农军团长，而他的弟弟胡老六是宜章各区民团首领之一。有一次，胡少海率宜章农军与民团在他的家乡大战一场。兄弟俩各为红白两方面的指挥官，鏖战结果，红军胜利了，在追击时，胡少海边追边骂：“老六，今天要死你！”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很大，大家都赞扬说：“胡团长真是大义灭亲。”
1928年6月中下旬，江西敌人杨池生部三个团向龙源口进犯，其中一个团攻新七溪岭，两个团攻老七溪岭。4军28团在老七溪岭迎战敌人两个团，我们29团和31团的一个营及特务连守新七溪岭。
23日早晨6点战斗打响，我连控制最前面的一个山头。可能是因为担任迟滞敌人前进任务，头天晚上，上级命令我们撤下去，撤下后不久又命令我们回到山上。等大部队到来，我们才一起向敌阵地攻击。
冲到山脚时，我突然觉得右脚被石头重重击了一下，低头一看，鲜血顺着脚腕流到了地上，扒开鞋袜，见一颗子弹贯穿了脚腕，伤口冒血。我被人背下火线，接着又被送到井冈山的小井医院。这是我从军以来第一次受伤。
小井是井冈山上的一个小村庄，有十几户人家和店铺。红4军成立后，在这里设立了一所医院。说是医院，实际就是在民房旁搭几间茅屋，屋内的地上铺着稻草，四围用木头围起来，算是病床。轻伤员都睡这种地铺，重伤员就用门板架个床。医院设备简陋，但治疗还是很正规的，分内外各科和药房。药很少，尤其是西药，主要靠打仗缴获些，有时到城市的西药房买一点。除了较重的外伤，一般都用中草药治疗，就这样也治好了不少人。
一到医院，医生就给我做了检查，由于伤口大，失血多，脚已经肿起来了，但万幸的是，没有伤到骨头。上完药，医生告诉我，安心休养一段就能好。
医院的环境很安静，生活也不错。当时伤病员都发负伤费和营 养费，我住院期间部队在莲花县罚土豪的款，还专门派队伍送上山， 给我们每人发了两元钱。山下的老百姓经常挑着东西来卖，有鸡蛋、黄瓜、油豆腐等，就摆在病房的窗外，伸手可以买到。在那种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有这么一块宁静的后方，真是太好了。
我想起毛泽东曾向我们讲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任务，用 “工农武装割据”这个词来阐述建立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向前发展，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思想。经过一段实践，特别是亲身体会到大小五井（即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重要作用，我对这一思想更为信服。
那时，我们都有一种信心，觉得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绿林”占山为王，割据一块地盘，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队伍好，人才也多，还怕搞不了？当然这还是一种朴素的农民战争思想，毛泽东“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理论则是大大提高了一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使我们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