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接下来我们说第三部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英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真相是什么？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之后，英国就逼着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一说到《南京条约》，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它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比方说2100万银元的战争赔款，还有割让香港，再比如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大面上看当然是这样，但是一旦深入到历史的细节，就有意思了。

刚才说的那四点，其实是两份条约的内容：割地和赔款是《南京条约》，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虎门条约》。那哪一份算是不平等条约呢？严格意义上讲，《南京条约》其实不能算是不平等条约。台湾历史学家李定一先生就说过，自古以来战败国都是这个待遇，从罗马帝国到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的一方要割地和赔款，这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如果严格地按国际法来说，《南京条约》其实是一个平等条约，虽然我割地赔款，但我们的关系还是对等的。开放通商口岸也是，我只是让你来贸易而已，而且规定你只有这五个地方可以，别的地方都不行，做生意也都是平等的。真正让中国和英国之间地位不平等的，是后来补充签订的《虎门条约》。有意思的事来了，主动推进《虎门条约》签订的，不是英国，而是清政府。这是怎么回事呢？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人既然得了赔款，又得了香港，最主要的是打开了中国的五个通商口岸，还有其他的一些优惠，目的基本上达成了，比较满意。但清政府这边的小心思就多了，简单来说，就觉得英国人是强盗，《南京条约》满足不了他们，他们一定会得寸进尺。其实，按照西方的国际规则，两国签订条约后，都必须遵照执行，该赔款的赔款，该撤军的撤军，谁违反了就是单方面毁约。不但条约作废，而且要受到国际谴责。

但是，鸦片战争的时候没人知道这个事情，他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思维来看待这个事，觉得所谓条约就是暂时的停战协议，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撕毁重来。所以，在签订《南京条约》之后，有一位大臣就写了一个《十可虑》，就是有十件必须要考虑的善后大事，或者说十件值得忧虑的事。

说是大事，实际上不过是两国之间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在鸦片战争过程中，英国曾经以占领天津为目标，很明显，英国人对天津有兴趣啊。可是在《南京条约》里开放的通商口岸中，又没有天津，那英国打的是什么主意？再比如，战争之后，中国的沿海各省肯定要修筑海防工事，万一引起英国的猜疑，进而阻挠怎么办？

你看，表面上看，好像每件事都很具体，但实际上都是杞人忧天，说白了就是没有契约意识。问题是，在当时不止这位大臣这么想，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这么想。所以到最后，道光皇帝干脆给耆英——也就是负责《南京条约》签订的满族大臣——下了一道圣旨，让他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继续谈“一切要紧事件”。

但究竟什么是要紧事件，道光皇帝也没说，耆英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主动去找英国人交涉。于是，耆英就按照自己的想法，主动要求要给《南京条约》做“添注”，也就是补充条约。 结果，就是这个补充条约奠定了中英关系不平等的基础。

耆英提出的交涉意见一共有十二条，比较复杂，我们只说最关键的两点，就是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

先说治外法权。治外法权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政府无权审判，必须将罪犯带回英国才能定罪。也就是说，无论英国人在中国犯了什么罪，都有正当的理由逃避中国的司法审判。至于英国怎么判，跟中国就没有关系了，这不是典型的不平等关系吗？

而最开始提出这种想法的，不是英国人，是耆英。耆英的初衷也不是故意要把审判权送人，他的初衷是为了避免麻烦。万一英国人在中国犯罪之后，英国政府要庇护怎么办，没准又成了英国人挑衅和发动战争的借口。

就算不成为借口，但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还是个很麻烦的事，至少要向上批示吧，还有得跟英国交代清楚吧。所以，干脆就不要这个麻烦，你英国人在中国人犯了罪，你们自己带回去处理。如果其中有中国人参与，就由中国司法来审判。

说白了，耆英的本意就是，咱别那么麻烦了，干脆“你的归你，我的归我”，但实际却是把中国的独立司法权拱手想让，最后落在条约中，就变成了白纸黑字的“治外法权”。

另外一件事，协定关税问题，则是在《南京条约》中有过讨论的。英国人本来的意思是，你们清朝的关税制度太混乱了，每个省都不一样，沿海和内陆也不一样，现在开的通商口岸又不在一个省，所以你们自己商量一下，把关税统一就行了。你看，英国人只是要求统一关税，至于定多少你们自己说了算，别太高就行，没有不平等的意思。

但是，在耆英商谈补充条约的时候，自己把这一条否决了。初衷也可能是觉得，由我们自己定关税太麻烦，万一英国人觉得不合适又节外生枝，所以还是按照以前广东的办法，咱们商量着来。

这个心思一经提出，英国人当然巴不得，立即和耆英等人把160余种货物的关税定了下来。然后英国人再在文本上偷梁换柱，关税由《南京条约》的“自主统一”变成了“关税的变更，中国需和英国商量。” 别看“商量”这个词好像很和气，但是从此以后，中国就丧失了单方面变更关税的权利。

这些事情经过重新协商之后，就变成了《虎门条约》，这才是在国家关系上让中国和英国不平等的根源。表面看，是英国人在玩把戏，利用耆英对西方国际规则的无知，哄骗出许多额外权利，让中国逐渐丧失主权。这种说法当然也不错，但是细看当时的具体过程，未尝不是清政府自找的结果。

道光皇帝也好，大臣耆英也好，他们的初衷都是在《南京条约》签订的情况下，要尽量免除后患。茅海建先生就在书中评价，这些人的初衷是争取一点利益，占一点便宜，但最终的结果却更严重了。这才是，鸦片战争中“不平等条约”签订的真相。

总结

好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已经给你讲的差不多了，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在中国，历史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那几段非常动荡的时期，比如楚汉、三国、两宋等等，其中近现代中国史有算是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但是，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在不了解和理解真实的历史场景的情况下，只对结果进行评价，也就是容易陷入“事后诸葛亮”的模式。

鸦片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四种一般印象，其实都是”事后诸葛亮“的思维。其中都有“如果……那么”的假设，如果林则徐不被罢免，如果清朝不腐败，如果中国技术先进，如果英国人不那么混蛋，也许结果就不一样。而茅海建先生这本书的最大价值，不是他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发现，也不是提出什么新奇的历史观，而就是把鸦片战争的前前后后摊开来给我们看，让我们能理解真实的历史场景。

当这些细节被摊开来看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鸦片战争，乃至于整个中国近代的挫折，其实都是国家体系，甚至是文明体系所造成的。比如我们前面说的三个部分，军事技术、官僚体制和外交认识，其实都不是清政府所独有的。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作者黄仁宇就说，早在明朝的时候，中国就有完成军事现代化的组织，也就是全面进入热武器时代。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理由和今天说的一样，因为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不支持。而皇帝和大臣互相不信任的现象，就更是自古以来的问题了。至于外交认识，早在几百年前，宋、辽、金三朝之间，就频繁地签订和撕毁条约，只不过延续到清朝而已。所以，中国近代的种种危机，归根结底，都是国家体系和文明体系的危机。

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茅海建先生无不感慨地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尽管情感上难以接受，但最终不得不承认，在鸦片战争中，无论如何，清朝都会成为失败者，既然如此，最好的办法是越早与英国缔结和约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