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匹夫
编辑/匹夫
《上海屋檐下》人物塑造的缘起《上海屋檐下》一书诞生于1930年代，当时正值中国政治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抗日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夏衍写成了一部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
在这一时期，中国各地都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的同时，意识形态和文化界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中国戏剧的变革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夏衍在自己的作品中写道：“我对戏剧圈内流行的“情节戏”和“服装戏”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而且，《赛金花》也让我深刻地反思了自己的创作，我想要改变自己的“戏作”，潜心研究更加真实的东西。”
夏衍认为，中国戏曲还需要改革，应该抛弃以花哨的服装、浮夸的演出来博人注意的做法。
应该反思其自身的作用，以对下层民众生活状况的描写，引起人们的共鸣，这样才能极大化地提高戏曲的教育性和感染性，使更多的民众认识到自己的国家状况，并主动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当中。
夏衍的父亲因为生病而死，生活艰难需要靠亲戚周济，是母亲陪伴他的成长，鼓励他读书，在夏衍小时候，她经常会和他一起去剧院，这对夏衍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她对夏衍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夏衍曾经对自己的妈妈说：“她算得上一个性格奇特的人，四十五岁死了我父亲之后，从不念过一句佛，从不烧过一次香；从这种性格推衍开去，她是一个富于民主精神的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妈妈，在夏衍创作《上海屋檐下》的时候，她的去世给了夏衍很大的冲击。
但是，她的作品也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夏衍在对杨彩玉这个人物的刻画上，为我们展示了一位普通而强大的妈妈形象。
首先、杨彩玉是一位有担当的妈妈。她为爱不惜一切代价跟匡复结婚，并有了宝真，不久后，匡复被捕。
临行时，他将妻子和女儿交给好友林志成照顾，可是，孤身一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她尽了最大的努力抚养葆珍长大，却承受着极大的心理负担。
其次，她为人很豁达，即使在动荡的时代，她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家道中败下阵来，或者去向神灵祈祷，她只是将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葆珍的身上。
虽然她的日子过得很苦，但她每天都会精心为葆珍预备一些吃食用的银子，并且还会让葆珍去念书，以便她能向老师请教学问。
在葆珍的眼里，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小孩，由此也可以看出杨彩玉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夏衍在《上海屋檐下》的时候，已经在上海生活了10个年头。李健吾曾经说过：夏衍对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了如指掌，他觉得里面的人物和故事，让他回忆起了那段“压抑”的日子，回忆起了上海人的日子。
夏衍在小说中不仅重视对角色心理的刻画，通过语言的安排来勾画出角色的心理冲突。
运用诸如“唔”、“嗳嗳”、“买小菜”等上海方言，使读者在耳边听到的那种市井方言的感受。
他对上海胡同的结构了如指掌，所以他将胡同一分为二，让五个家庭住在一个胡同中，以重现胡同中的居住条件。给予听众一种强烈的视觉效果。
把握上海独特的气候，他对上海的气候非常熟悉，所以在该剧中他也把重点放在了气候上，并用气候来预示着希望的来临，“太阳一亮，灿烂的阳光斜斜地照进了这个透着湿气的房子。”
他看到了上海各种小市民的悲惨人生，也写出了在这个扭曲的时代里诞生出来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他关注于当时的情况，对现实的生活情景进行了精炼和还原，并不刻意地去装饰和美化，而是在文字上力求朴素，他被称为“中国的契诃夫”。
他以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笔触提炼出了角色，精心策划了角色的矛盾，将“市井”的人生重新呈现给了受众。
《上海屋檐下》女性形象的塑造特点夏衍在《上海屋檐下》一书中重点关注胡同中女性的现实生活，以其精湛的文笔，几句话就将胡同中司空见惯的情景展现出来。
在这部戏里，赵妻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女人。她贪小便宜，在赵妻和蔬菜贩子讨价还价的时候，她说：“卖就卖，不卖拉到。”
说罢，她还不忘记让蔬菜贩子白饶一根竹笋送给她；她是个尖酸刻薄的性子，鄙视施小宝“妖形怪状”。
她丝毫不顾及自己的老公身份，当着赵林二人的面，喋喋不休地指责赵振宇一事无成，还说自己的老公“可以去当叫化”。
她对儿女也很严厉，阿牛要买一支铅笔，她拒绝付账；阿香要吃团圆饭，她也毫不留情地斥责：“你爸爸还没发财呢！”
在社会舆论导向下，批评老婆心胸狭窄，可是常常把家务料理好，维系好家业却不是那么容易，看上去“主内”的老婆受到的人生压力要远大于老公。
在阿香要吃蛋糕的时候，夏衍在台上的台词是：“她摸了摸口袋，应该是没有钱了，所以才换了一种语气。”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她不是不愿意，只是没那么多钱而已。在这个变态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被人欺凌的命运，他们的性格也因为欺凌而扭曲。
赵妻很倒霉，被现实的打击弄得死气沉沉，然而在这个年代里，却有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的命运远没有赵妻那么好。
他们无亲无故，无依无靠，只能在空荡荡的空间里，独自一人，在黑暗中，他们在等待“明天”。
而《上海屋檐下》中的石小宝，则是这个特殊的人群中的一员。她被老公遗弃，被“小天津”这个地痞欺负得穷困潦倒。
她有家人，可家人根本就不在乎她的生死。施小宝请黄家楣为她读信“黄家楣看了信：‘这是你，你老太爷寄来的，唔，他说家里都好。
施小宝不等他说，又说：“可是，要用钱，对吗？”只这么一句话，足见施小宝在家人眼中已成了一棵大财神；她也是个好心的人，看到阿香要吃糕点，就大方地为她买了一份。
可是，她得到的只是街坊们的鄙视，而赵妻则讥笑那是一笔不干净的钱财；她也曾经还击过，“要我跟他赔罪，休想，我打他是应该的。”
可是，在“小天津”面前，她却不得不垂头丧气地坐在梳妆台上梳妆。被“小天津”欺负，讨要提成。
她也曾抱着一丝侥幸心理，但到了后来，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老公的船叫什么名字，她挂在嘴边的“johnie明天要回来”已然是她安慰自己活下去的信条。
像施小宝这样的穷女子，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夏衍对他们表示了怜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写道。
在和她同一时代、同一事件里面不去责备读书明理、执掌国柄的人物，而一味地要求市井女子去维持民族的尊严，也不能不说是一桩可笑的举动。
虽然颓废颓废的人生令人无可奈何，但夏衍对平民百姓的描述，既有同情，也有批评，却也有节制，这才是最真实的。施小宝不过是那个年代的残渣，一个被黑暗力量利用的受害者。
《玩偶之家》一书被引进中国，在中国引起了一股“女性解放”浪潮。夏衍也深受《玩偶之家》的影响。其剧本中也有许多新的女性人物。
在《赎罪》和《上海屋檐下》中，夏衍所刻画出的都是在人生的重压之下，尽管无法扭转颓势，但也从未放弃自我。
特别是《上海屋檐下》一出，里面的女性人物就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与夏衍对“共情性”的掌握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杨彩玉为例。从杨彩玉和匡复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杨匡二人的婚事，受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十年之前，为着恋爱而抛弃了家庭，十年之前，为着恋爱而不怕危险地嫁了我这样一个穷光蛋。”
十年之前，杨彩玉背井离乡，与匡复双宿双飞，显示出新时期女性的特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时代也有它的缺陷。
夏衍在设计杨彩玉这个角色时充分考虑到时代存在的局限性，在“阴暗”的社会中，女人是没有任何生存空间的，所以，他利用“杨彩玉”进行呐喊。
“冷笑、轻蔑、排挤、轻薄，用一切方法逼着，逼着你嫁人！逼着你乖乖地做一个家庭里的主妇。”这是这个年代特有的特质，而这个年代的角色，更能让人产生共鸣。
《上海屋檐下》女性角色塑造对当下剧作家的影响夏衍在《上海屋檐下》中所选择的女性形象，与其前期《秋瑾传》中所选择的女性形象迥异，他突出了人物所处的时代特色，在剧中，我们可以看见五个家庭在胡同中挣扎求存。
夏衍在该剧的上半部，通过描写生活在此的女性所面临的种种苦难，以群体的形式呈现出当时风雨飘摇中，下层女性的艰难困苦。
在角色的刻画上，夏衍以平民百姓为出发点，紧跟时代潮流，他的创作一丝不苟，并不流于肤浅，在他的戏剧中，角色并不会在台上大吼大叫。
相反，他会通过角色间的对抗，通过角色间的矛盾，来唤醒观众，进而形成共同的思想，夏衍的角色形象的刻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戏剧的写实主义的发展。
中国当代现实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是在继承了现实主义的戏曲传统，采用了平民化的叙事视角。
并运用了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反映了现实，从而在诸如“家人”这样的社会伦理层次上，寻求个体化的表现效应。
夏衍用他的写实技巧，将爱情，忠诚，信义，良心，这些人性中的重要问题，串联在一起，展现在了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它通过平民百姓在巨大的变化中的奋斗和抗争，唤起人们对自己人生的思考，对我们今天的戏剧创作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结语《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首部写实主义剧作，也是一部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在刚拿起这个作品的时候，他想要把它变成一部喜剧片。
然而，这个充满了时代烙印的作品，最终还是以悲喜剧问世，即使这样，这个作品也让人充满了希望。
正如赵振宇在里面所说的那样：将来好的天气总会要来的，一阵大雷大雨，爽朗的天气就要来了。
即便是再阴暗的世界，也有回归阳光的一天，特别是到了最后，夏衍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那个小孩的身上。
“小先生”葆珍唱着《勇敢的小娃娃》，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的征兆。
《上海屋檐下》是一部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她的形象丰满而富有激情的小说。他很会把握女人的细微之处。
在这个畸形的世界中，他们苦苦挣扎，被阴暗的力量侵蚀，他们的勇气和善良被磨灭，虽然城市中的人过得很艰难，但他们依然顽强地面对着人生，面对着新的人生。
参考文献：
［1］夏衍《夏衍代表作》
［2］陈坚《夏衍的艺术世界》
［3］赵珺《对夏衍《上海屋檐下》小市民群像的再认识》
［4］刘诗晨《论夏衍《上海屋檐下》的现实主义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