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根据“廉洁山西”微信公众号消息，吕梁市石楼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王廷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根据笔者梳理，这个月已经有多名县委书记在任上宣布被查，至少已经有10名。

5月13日，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委书记谢建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5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上思县委书记、二级巡视员兰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官宣被查。

5月20日，喀什地区行署党组成员、喀什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曲连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官宣被查。

5月21日，恩施州恩施市委书记、二级巡视员苏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

5月22日，贵州省剑河县委书记袁尚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

5月22日 ,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委书记陈景泰、汕头市潮阳区委书记柯延鹏、惠州仲恺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吴献民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月24日，甘肃省民乐县委书记李作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甘肃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到现在才过去25天的时间，还有6天的时间，这个数字大概率还会进一步增长。截至到2020年底，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共有31个省级行政单位、333个地级行政单位和2847个县级行政单位，也就是说全国一共有2800多名“县委书记”。一个月倒下10人，不得不说力度相当大。

这些干部，有一些是老领导被查后主动投案，比如今年怀化多人落马，包括彭国甫、雷绍业、印宇鹰、谢商成等等，此后怀化市辰溪县委书记谢建军主动投案。

也有一些干部是在巡视期间被查，比如：广西十二届自治区党委第五轮巡视第八巡视组巡视上思县动员会在3月26日召开，2个月后当地县委书记兰宏就落马。

县委书记作为一个县域内绝对的核心、“一把手”，就是这个辖区内的“一号人物”。县委书记作为正处级干部，甚至是高配的副厅级干部，其干部任免都是由省委组织部负责，也就是省管干部。相比较而言，县里面的其他干部都是市管干部，其差别是巨大的。

同时，作为核心中的核心、县委的主要领导，在重大决策方面掌握着话语权。要上马什么项目、要怎么分配财政、要搞什么投资，这些虽然都会在常委会或者是专题会上进行表决，但是往往其他常委的意见都会受到县委书记的影响，甚至县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往往能够左右整个决策。

此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干部管理权限。县里面任何副科、科级干部的选拔、调整均需要县委书记的点头同意，此外向上级部门推荐的提名人选更是要需要县委书记同意，可以说是死死拿捏住了很多人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基本没人敢得罪。

俗话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县委书记的权力以至于一些干部在提拔后，仍然死死抓着“县委书记”的帽子不放。比如根据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的通报，黑龙江佳木斯政协原副主席付慧华，担任了11年的县委书记，组织上考虑提拔他为副厅级干部，但是他自己“百般不愿”，就不向走马上任，一直呆在“县委书记”的位置上直到退休前一刻。

正是因为如此，县委书记的权力监管也是一道难题。让县委纪委书记“同级监督”可能也难办，县委纪委书记为副处级干部，而有的县委书记是副厅，差了不少。而且，同在一个班子，监督抹不开面子、放不开手脚，”“挑不明”“戳不破”已经成为了一些地方的习惯，就连履行“提醒义务”，很多时候都要思考再三，多次组织语言。

但是，如果“一把手”落马，那就会对当地带来巨大的影响，不论是当地的经济发展，还是当地的干部生态。比如一些热衷于形象工程，导致财政的钱持续亏空，入不敷出，落马之后当地债务都需要还很多年才能还完。又比如，原菏泽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贞坚在担任巨野县县委书记时，在干部任免上5年收受41名下属买官贿赂739万余元，对当地的干部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

县委书记作为地方“一把手”，既是被腐蚀围猎的重点对象，也是“以权谋私”的高发群体，极容易酿成“窝案”，情节和金额相对都更加严重。在2021年，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健全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配套制度”。在各地的巡视动员会议上，很多地方也明确了“紧盯关键少数，突出一把手监督”的具体要求，比如湖南省岳阳湘阴原县委书记李镇江，就是在巡视组反馈巡视情况后不久被查。

如此来看，各位当地“一把手”的紧箍咒，已经越来越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