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朱德、陈毅在红军初创时期，都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寻找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方向。大的方面，如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武装，建立群众组织，建立革命政权等是一致的。

但当时朱毛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在我们看来，尽管这些意见多属认识和工作方法上的不同，可是给部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他们俩人的威信也有些影响。陈毅在大敌当前，出面调解朱毛的矛盾，基本稳定了局面是对的。于是就选举陈毅担任前委书记。

红4军“七大”对停止党内争论起了作用，但没有从政治上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七大”后，闽粤赣三省敌人开始对闽西根据地进行“会剿”。这次“会剿”，金汉鼎为总指挥，指挥福建张贞的第1师，江西金汉鼎的第9师，还有广东蒋光鼐的两个旅。

我们得到敌人“会剿”的消息后，军部决定向东首先打击进攻闽西的敌人。当时，陈毅到中央汇报去了，毛泽东因病离开了部队，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朱既要指挥部队进行反“会剿”作战，又要抓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有些应付不过来。我们也感到，由于毛泽东的离开，部队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受到了削弱。那时，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对政治工作有办法。

2支队副党代表张恨秋就给毛泽东写信，请他回红四军。但毛泽东回信说，他不能回来。朱德率领部队出击闽中。去闽中的结果，把张贞的那个师打垮了，在漳平还打垮了张汝光的一个旅（张贞占龙岩城的一个旅也撤退了）。不久，又打开了“铁上杭”，使东西两大块苏区连成一片，这是闽西苏区的全盛时期。

打开上杭后，红4军又召开了“八大”。我对“八大”没什么印象，好像开了一两天。

在此期间，林彪和熊寿祺也闹矛盾，林彪一连写了三封信，要求辞职。前委专门开了一次会，解决他俩的矛盾，朱德说：“不要再吵了！”

“八大”后，中央来信要红4军去东江。后来才知道，此番去东江时机不对。当时“两广战争”已经结束了，敌人可以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加上遇到的又是强敌——19路军，就更困难了。我们去东江时有五六千人，回来剩下四千多人了，在上杭编的一千多俘虏，也大部分跑回家了。总之，红4军不宜远去东江。

在去东江的路上，我调任1纵队参谋长，纵队司令林彪，党代表熊寿祺。此时1纵队有三个支队，1支队长王良，党代表李赐凡；2支队长龙普霖，党代表粟裕；3支队是由1、2支队各拨两个连并加以补充组建的，支队长龚楷，党代表刘万清。出击东江打梅县时，龚楷负伤，部队伤亡也较大，就将这个支队撤销了。

出击东江一共打了三仗：松源一仗打广东蒋光鼐师一个营，是1 纵队打的，缴了四十多条枪。虎头沙一仗，是2纵队打的，敌人也是蒋光鼐师。仗虽打胜了，但纵队长刘安恭牺牲了（刘“七大”后，由军政治部主任改为2纵队长）。梅县一仗主要是1、3纵队打的。开始打进去了，梅县是朱云卿的老家，他家在街上开了个铺子卖毛衣，我们打进去后，朱云卿从铺子里拿了千把件毛衣（那时一件毛衣一块半至两块钱），准备发给部队。刚拿到街上，我们还没来得及抱走，敌人打来了，结果，毛衣都扔到街上。

打梅县时，我的左肘被敌弹穿伤。这是我第三次负伤。

进梅县前，我们了解到，梅县西南面有个叫马头的地方，是个小苏区。我们在梅县站不住了，就退到马头，休息四天，就撤回闽西。

回到闽西，占领汀州。毛泽东由蛟洋来汀州，据说是陈毅把毛泽东请回来的。我们在由蕉岭向梅县走的那天路上，巧遇了从中央回来的陈毅，得知他带来中央给红4军的信，大家高兴极了。我们对中央有信仰，认为中央有全国其他方面的经验，一定会给红4军指示，解决前委内部的争论，使全军团结一致地战斗。由于当时忙于打梅县，没有马上向部队传达中央来信。

回到闽西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毛泽东于11月26日回红4军主持工作。28日在长汀召开了红4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开好这次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齐心协力，做了很多准备工作。12月3日，部队由汀州开到新泉，毛泽东亲自召开地方干部座谈会，听取群众对红军的意见；然后又召开各支队、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还找一部分干部、战士谈话，仔细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共同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如何克服的办法。

经过充分准备，12月28日，红4军“九大”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

“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议由陈毅主持，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印象最深的是陈毅传达中央来信。中央的这封信对“九大”起了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信中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特征、中国革命道路和红军基本任务的阐述，特别是指出红军中存在的不正确倾向的表现、根源和纠正办法等，使我们都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中央的来信中，许多观点与毛泽东一致，说明他在政治问题上的确是高瞻远瞩。

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经验教训，改选了前委，一致通过了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这个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中央来信内容并结合红4军的实际主持起草的，它总结了从南昌起义开始两年多来的建军经验，划清了我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总结的经验有高度原则性，有理论的系统性，也很具体、实在。

对红军存在的错误倾向，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有的放矢地提出了纠正的方法，针对性强，有废有兴，有破有立，文辞质朴，没有空谈阔论。直到今天，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许多具体规定上对我军建设，尤其是政治工作，仍有现实意义。古田会议后，据说中央把红4军的这些经验介绍给鄂豫皖、广西左右江、湘鄂西等根据地，供各地红军学习、参考，促进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九大”后，红4军翻越武夷山，进至江西，这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情景，确实是“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我们在富田住了一个星期。蒋介石派独立15旅唐云山部来进攻，敌人有一个营占水南。红4军决定消灭该敌。第一天上午，1纵队为前卫，向水南进攻，后续部队还没全部到就打垮了敌人。继续前进，走了还不到二十里，又打垮敌人一个多营。第二天，全军集中。兵力（共四个纵队）打敌人主力所在的值夏，下午三四点钟，又打垮他一个多团，这样，我们将敌人一个旅全部打垮了。这一仗是红4军打开上杭后又一个大胜利，仅重机枪就缴获了十二挺。

3月间，4军1纵队成立教导队，我以纵队参谋长兼教导队队长，赵尔陆为党代表，学员一半是我们自己的老战士，一半是俘虏过来的班长和老兵。学期三个月，主要是在行军中训练，教官就是我们自己。军事教材用的是打龙岩时缴获国民党的操典，武器就是步枪。有时也请毛泽东、朱德来讲课。毛泽东来讲红4军“九大”的精神，朱德来讲过射击和利用地形地物等战场行动，他们既有威信，又有水平，很受欢迎。

林彪规定我在打仗时回纵队司令部，执行参谋长职务；不打仗时就住在教导队，全力抓教导队工作。这也是我第一次兼任军队干部的教育工作。

水南、值夏战斗后，我们南进到赣州，围了五天，没打下来，便南下打大余、南雄、信丰。

此后部队情况很好，战斗也顺利，在南雄打垮广东军阀余汉谋师的两个营，在信丰消灭守城的地主护卫团五六百人，大大促进了当地游击战争的发展，也扩大了红军队伍。

1930年4月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大动干戈，一场空前规模的军阀混战爆发了，这是红军和游击战争大发展的极好时机。然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这时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并逐渐在红军中推行一整套冒险主义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