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在剿灭北汉之后，接大胜余威，信心满满地的两次北伐辽国，没想到却都以惨败而告终。这两次失败，给宋廷上层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许多人虽然并未谈辽色变，但心底或多或少都对辽军产生了一丝畏惧情绪。而太宗赵光义也一改此前策略，从战略进攻完全转为战略防御，明显地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从此，偌大个宋廷，再也没有人轻言对辽用兵。

战略方针转变后，战术也随之改变。面对强大的辽军骑兵入侵，宋朝实行消极防御策略，“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这个方针严重束缚了宋军手脚，使宋军处于被动挨打境地。 而辽军本来就占据上风，现在宋军几乎“打不还口、骂不还手”，这就更加刺激了辽军的嚣张气焰，不断举兵南下骚扰宋朝边境地区。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闰九月，辽国萧绰太后及其子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兵20万，以收复瓦桥关（在雄县南）失地为名，大举进攻宋朝。消息传到汴京，一部分恐辽症深度患者惊慌失措，建议宋真宗跑路，到南京或者成都避避风头。这时，北宋名相寇准站了出来，慷慨陈词，不但不同意南避建议，反而鼓动真宗御驾亲征。真宗一听，心里不禁一阵叫苦，暗骂到：你这个坑主的玩意儿！但是架不住寇准巧舌如簧，再加上他不想再群臣面前跌份儿，只好勉强答应寇准的建议。

拖拖拉拉到11月20日，真宗才从汴京出发。走了不远，突然传来东京留守、雍王赵元份暴死的驿报，这真宗赵恒心里就有点打退堂鼓的意思，但是敌军影子都没看到就回去未免太难看，磨蹭一阵之后只好应着头皮继续向前。到了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赵恒听说辽兵势大，又想退兵。这是寇准不干了，他很严肃地跟真宗谈起心来：如今情况危急，前线军民急切盼望圣上驾到。前进，则士气大振；后退，则军心涣散；那时辽军乘机进攻，只怕跑到南京也不是终点！

真宗赵恒虽然胆怯，但是这点道理他还是懂的！无奈之下只好率大军前行，26日渡河抵澶州北城。在寇凖等的极力催促之下，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宋军见皇帝亲临前线，“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大宋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形势对宋十分有利

而此时的辽军面对的形势却并不乐观。孤军深入，屯兵坚城之下日久，再加上统兵大将萧挞凛又被宋军用强弩射杀，士气大受影响。萧太后作为一代女强人，对形势自然洞若观火，便有了见好就收的打算。现在她唯一要做的就是怎样将收益最大化。

和议的信息传递到宋廷，真宗听后双眼放光，十分高兴！澶州这个鬼地方哪里有汴京舒服?更何况面对敌军精锐骑兵，分分钟可能小命不保。赶紧议和退兵，老子回宫中享乐去。至于条件嘛，好说；反正不会少我一根毫毛。但是寇准这个死老头再次站了出来，坚决要求辽国称臣，并归还幽、蓟土地，否则决一死战。他认为只有让契丹惧怕，契丹才会降服，才能保证百年无战事。但这次赵恒态度比他还坚决。议和,没得选！

双方罢兵，和议开始。经过几轮交锋，最终达成协议。宋朝以每年给辽国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代价，买来了久违的和平。这个协议虽然对宋朝来说虽是一份屈辱的协议，但客观上促成了此后的百年和平，为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