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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半岛王朝时代9处主推理学的教育设施以“韩国新儒学书院”之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这一消息随即在网上引发网民的激烈讨论。韩国网民几乎一边倒地认为书院起源于韩国，和外国没什么关联。

中国人民激动之外，也有人好奇，中国书院文化与之有什么不同。

韩国的书院

其实每次东亚邻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都能引发一波网络热搜。

人们在激烈的争论之中，客观上也是一次次的历史知识普及和宣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邻国申报世界遗产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最起码能提醒我们更加珍惜先人的文化遗产，更加爱护我们的文化家园。

书院起源于唐代。最早的书院并不是教育讲学机构，而是官方学术服务机构，是“修书之地”。

白鹿洞书院

唐玄宗时期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都是皇家图书典籍管理机构，主要职责是藏书、校勘、出版书籍，功能类似现代的国家图书馆和出版社。

唐末至南宋，书院性质发生变化，民间私人读书治学的书斋也逐渐向公开招生的书院转变。

官、私书院也转变为收徒讲学、教学相授为主，开始具备学校的功能和性质。和朝廷、地方的官学相比，书院私人色彩愈发明显，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民办学校”、“儒学补习班”。

明初，由于朱元璋出身低微穷苦，虽对文化知识有所敬畏，也努力恢复唐宋文治传统，但是骨子里还是对读书人不太放心。

岳麓书院

特别是元末遗儒宁肯遗落山野讲学，也不愿意入仕朝廷服务，给朱元璋留下深刻印象。

因此洪武朝至天顺朝百年期间，朝廷一直是重视和加强官学的建设，建立了一套比唐宋更加成熟和稳定的官方学校体系。

由于从国子监到地方府州县官学的公办品牌和官方色彩，加上当时只允许官学学生报考科举考试，书院连报名资格都没有，所以这一时期，私人书院一度销声匿迹。

即便是有个别书院不顾禁忌开办，也很快被地方官府无情地予以查禁。

明初书院发展陷入停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蒙元以后连年战乱，国家百废待兴，前朝因战火损毁的大小书院实际上民间也无力修复和重建，缺乏一定的物质基础。

这一官学公办主导学校教育的局面，一直到弘治年间以后才开始有所改变。

改变的原因主要是朝廷不像明初皇帝那样警惕读书人，明中后期诸帝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太管事。

懒政客观上导致“虚君制”的产生。国家的治理以内阁、六部、九卿和地方督抚等文官体系为主，而这批人都是读书人，自然倾向于放宽对书院的管制。

另外，施行了百年的官学开始弊病丛生，很多不学无术的勋贵子弟挂名其中，影响败坏学风。即便是地方府州县官学，也是围绕科举考试的“指挥棒”，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

在此背景下，朝廷放宽了对书院的管制，地方官员开始主持建复书院，包括屋舍的创建、学田的归属、藏书的规模和讲学的师资。

明代书院示意图，版画

荒废多年的书院开始恢复讲学，曾经声名烜赫的书院的复苏，带动了各地大小书院的建设和发展。

明代后期，书院总数约两千所之多，其中新建的书院一千六百余所，数量上超过历代书院总和。

按照明代两京十三司的行政版图，平均各直省拥有133所书院。

撇开文教鼎盛的江南地区拥有数量之巨的书院不谈，西北至甘肃、银川，西南至云南、贵州，甚至远至中半边界、中缅边界都有私人书院的存在。

明代中后期著名的书院有王阳明创建的龙冈书院、濂溪书院、稽山书院等。

贵州的明代苗族书院

湛若水也参与建设书院超过40所。最著名的书院应该是明末顾宪成在无锡创办的东林书院，书院大门的楹联风声雨声、家事国事闻名遐迩、世人皆知。

明代书院之盛，客观上恢复了唐宋书院讲学论道的儒学传统，将书院与学术的结合再一次推向了一个高峰。

明代书院的兴盛有着几个原因：

1、商品经济的发展。教育是需要物质基础的，特别是私人色彩浓厚的书院学校教育。历史上书院发达的时期都是经济发展不错的时期。

龙冈书院

明代中期以后，社会治理稳定，海上贸易兴盛，城市人口膨胀，各地商帮兴起。

以手工业为代表的产业模式开始向工厂手工业转变，城镇商品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号称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一背景之下，奠定了书院兴盛的良好物质基础。

特别是以徽商为代表的阶层，在耕读世家思想的影响下，在赚取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投资兴学，对书院、乡学、族学和村学等民间教育不遗余力地投资，有力地推动了书院的兴盛。

2、读书人口的激增。明代由于长期鼓励百姓读书，科举考试制度比唐宋更加成熟。

加上印刷技术的进步、官办和民办学校的推动，民间识字率得到极大提高。普通百姓从目不识丁到初通文墨，读书识字不再是氏族勋贵的特权。

有明一代，读书人口究竟有多少？有人认为明代识字人口在200-300万之间，识字率2%以上。也有人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达到5%左右。

虽然具体数字难以估算，但根据明代印刷业和书商的规模看，读书受众面远超历代是没有问题的。

明人曾自豪地描述：“束发童儒辄家弦户诵……衣食饶洽，人尚艺文，文风尤甚，家诗书而户笔墨。”

东林书院内景

每家每户都有笔墨纸张，文章诵读之声不绝于耳，可见当时读书之盛。

读书人口的激增客观上保证了书院的人才求学基础，反过来又推动了书院的雨后春笋般的创建。

3、文人心态的转变。明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读书人多，凡是做官必定要经科举考试渠道，特别是做大官必定要进士出身。

但是问题是朝廷和地方的官职编制少，所以即便是寒窗十年，考中科举，也很难像唐宋时期一样轻易做官。

明代的进士“文凭贬值”，很多进士无官可做，最后还有去做小吏的，这都是唐宋时期不可想象的现象。

伴随着经济发展、心学、实学等思想的流传，明代中后期以后，文人开始不太信任朝廷，与朝廷的离心倾向日渐扩大。

按照今天的说法，读书人开始“躺平”，“不内卷”了，在民间市井、乡野之中寻找生活的乐趣。

所以明代出现了李贽、徐渭、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何良俊为代表的一大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创作者。

明末小说家冯梦龙故居

这些人无论是讲学授道，还是议论时事，都对当时的书院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个也很好理解，读书既然做不了官，做了官俸禄也是少的可怜，还不如写写小说，书院教培机构教教学生，和好友通道谈诗论赋，岂不快哉！

而这些无疑对于明代的教育和文人倾向有着很大的影响。

明代书院发展从几个方面对当时的居民文娱生活乃至后世科教奠定了基础。

1、推动教育产业迅猛发展。明代伴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成熟、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事实上已经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产业。

围绕着公办、民办学校的教育，无论是书籍制作业、书籍售卖业、交通物流业还是其他教育衍生行业，各个产业链条都比较完备。

明代的书院发展乘民办教育辉煌之势，大量读书人进入官场，又任职于书院，参与地方教育建设，结成诸多书院学派以扩大影响。

在这种集群化、社团化、平民化的书院发展趋势之下，又有力地推动明代教育产业的迅猛发展。

2、推动学术思想反思批判。书院历来是学者兴学重教之地，也是传播私学和个人学术思想之地。

由于绝大多数书院为民办性质，主持者和讲学者往往依据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对传统思想进行诠释和再造。

明代书院首先从王阳明的心学开始进行学术反思。王阳明通过在书院的讲学，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开创了一代学派，其影响至今。

事实上也只有书院这种民办教育学校因其宽松的言论环境和低调的治学场所，才有可能对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

其后泰州学派及其据以讲学的书院，以及东林书院等，也都开始反传统,倡导人性自由、行为解放、满足私欲、贵贱平等的启蒙思想，实学思潮也悄然兴起。

明代武阳书院

书院在批判理学家空谈性理的同时,倡导实学、实功、实用,讲求经世致用、治国兴邦之术,实现富国、强兵、足民。

晚明社会正是在这种书院氛围中走经济与社会的开放活泼。推动传统社会迈向近代社会转型。

3、推动儒家文化传播邻国。自明代开始，书院开始影响半岛、琉球、安南、吕宋等周边国家。

书院这种教育模式因为其灵活容易复制等特点，迅速在周边国家“儒家文化圈”内流行普及开来。其中半岛和越南是复制明代书院最为成功的2个国家。

白云洞书院

以半岛为例，16世纪，李氏朝鲜半岛出现了第一所“正规书院”一一白云洞书院。

半岛大儒李混，提出了全面引进中国书院制度的建议。此后，书院在李氏半岛兴盛一时，直至18世纪才衰落。

半岛书院虽有所模仿明代书院，但也有不同。主要差异在明代书院以教育为主、奉祀先贤为辅，半岛则恰好相反；

明代书院学术上开放，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乾嘉汉学等都曾在书院盛行，而半岛则以朱子理学为宗主，对新学排斥。此外，半岛书院还有免税免役等特权，明代书院则没有。

书院历经一千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始终与官学共同发展，但又相对独立；

吸收了私人讲学的传统，又借鉴了官学的管理模式;教育职能与学术研究并行，既培养学术能力，也培养学生个人的道德修养；

注重师承关系，又通过讲会制度促进着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互通。

其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着不可比拟的地位，对古代中国文化的传承、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