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大会”丑态百出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由自卫防御转入全面战略进攻。蒋介石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自清朝倒台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先是军阀混战，接着是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然后是八年抗战，随之再次发生内战，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政府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国库空虚，经济凋零，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政府，乞求美国援助，同时也为了平息国内矛盾和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纠纷，他匆匆披上民主的外衣，召开了没有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参加的“实施宪法”的“国民大会”。
有人说，蒋介石坚持召开“国民大会”，是假装民主，实际上更加独裁。
这个被人们讥笑为带有“蒋记”标签的“行宪国民大会”，于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在南京召开。
“国民大会”场面大，需要的速记员多，我自然是其中的一个，每天夹着小皮包到场速记。蒋介石在会上所做的施政报告，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失利，在华中战场上也受到刘邓大军的严重威胁。
他发誓说：我必定在三至六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整个集结的匪部。
他还说：过去军事战略在于确保国防据点，而今后改为着重歼灭匪军主力，对若干地点，可暂时放弃。
像过去一样，蒋介石在大会上的报告是由宣读员代读的。他本人坐在一边听。施政报告假惺惺地宣称要“还政于民”。此时，一个“国大”代表以为真的可以讲民主了，在蒋介石的报告读完后，他就登台想提点意见。可他刚说了几句，便立即遭到蒋介石亲信们的围攻，说他这是对“总裁的最大的不敬”。
会场上嘘声四起，有人高喊：
“滚下去！滚下去！”
“把他拉下来！”
也有人说：“让他讲下去嘛！好话坏话都要听完嘛！”
两厢意见不同，会场上吵成一片。后来甚至有人动手打了起来。有的女代表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以为要出人命了，吓得吱哇乱叫，浑身发抖。
会场工作人员上前劝架，想把双方拉开。不料，四个“国大”代表竟然迁怒于一个劝架的会场工作人员，对他施以拳脚，打得他头破血流，被抬到医院救治。
这场闹剧。把蒋介石高唱的“民主、团结”的假面具剥得精光。有些在场的职员和宪兵看着这种表演，忍不住在一旁偷偷乐。这场会议没有轮到我速记，我坐在大会代表后排侧席上，看得一清二楚，也忍不住想笑，但是我马上意识到这样不妥，赶紧用手帕捂着嘴，不露声色。我想看看蒋介石是什么神态，却发现，蒋介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退出了会场。
国防部长白崇禧在“国大”会上所做的军事报告，对我来说，都是些公开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这个报告遭到许多代表的质询。有的代表还要东北败将陈诚、熊式辉出席大会对战局做解释，甚至有人拍着桌子高呼：“陈诚是不是该撒职查办了？”
此时陈诚在东北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他所率领的48万军队被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只得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的据点里，形务发岌可危。
其实这次“行宪国大”的最
终目的，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选举的过程使这场闹剧达到了高潮。我在中央
党部工作了十来年，早已熟悉了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官的那一套作风，大会一种表情，一套言词；小会一种表情，一套言词；私下里又是一种表情，一套言词。他们当面客客气气，互相吹捧，背后互不服气，讲怪话，揭老底。
“行宪国大”是一次权力分配的大会，利益分割的大会，充分暴露了各路诸侯的真实嘴脸。
总统、副总统以及各部门候选人，均由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提名，然后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认定。我亲眼看到，国民党内部为此争得不可开交。 在“中常会”上，C.C系、政学系、黄埔系往往为了一个提名各不相让，“中常会”开成了“长常会”，经常是上午、下午、晚上连着开，速记工作日夜不停，请记员苦不堪言。
如果说下面的人为争权夺利表现得还算真实的话，那么，蒋介石本人在总统选举问题上的表现，就实在是过于虚伪了。
1948年4月4日，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六届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惟一的议程是讨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问题。
蒋介石在会上说：“总统不一定是国民党员，可选党外人士，但必须了解国家大事，对国际问题有研究。”接着又补充道，“要在美国有影响的人。”
大家都明白，蒋介石这段话的指向性很明确，只有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无党派人士胡适最合适。
此前外界已有传言，说胡适要当总统候选人。现在蒋介石一表态，证明那些传说绝非空穴来风。
有人分析，蒋介石之所以要推荐胡适当总统候选人，是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为自己树立“民主形象”。他是国民党总裁，实权仍抓在他的手里。胡适即使当了总统，也是有名无实的。可是，国民党内部并不理解他的一番苦心。会上，几个国民党元老当场表示坚决反对。也有人私下里说，这本来就是“老头子”（指蒋介石）导演的一场戏。
蒋介石讲话完毕，大多数代表反应强烈，会场顿时乱成了一团。
蒋介石宣布休会，下午继续开会。然后走出会议室，进了设在中央党部的总裁室。平时蒋介石并不在这里办公，只是来中央党部开会时，用于会前、会后休息或接见什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