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为突破我军防御，于五月十五日集结了十个师，分三个集团向我全面进攻。左路集团七十一军两个师，向四平以西进攻，造成我翼侧顾虑；右路集团以新六军等五个师，向四平以东实施迂回，于五月十八日突破我军防线，对我坚守四平东南塔子山部队实施三面围攻，经过反复争夺，我终因伤亡过大，被迫放弃阵地。这就形成敌人迂回成功，有封闭市内我守军退路，使我军完全处于被动以至遭受严重损失的危险。

在这种形势下，前线总部下令我军于五月十八日夜撤出四平，并报请中央军委备案。持续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遂告结束。当时在前线负责指挥作战的林彪，又连夜邀请当时在长春的东北局主要领导彭真、罗荣桓等同志，到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紧急磋商，决定排除要继续坚守长春，把长春变为第二个凡尔登的不切实际的主张。

四平保卫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市防御战。虽然取得了毙伤敌人一万余的战果，阻滞了敌人的进攻，但在我军处于劣势情况下，过多的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与敌进行不利条件下的作战，在战略上是失策的。我军动用不少兵力，以浅近的防御纵深，在兵力、火力并不得心应手的状态下，在那样长的战线上，打那样长的时间，部队打得相当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我军虽打得很英勇，也取得了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但付出了八千多战斗骨干伤亡的代价。

由于我军果断的撤退，摆脱了战略上的被动，又一次避免了不利条件下的决战，保存了有生力量。经过四平保卫战和大撤退的反面教育，彻底消除了和平幻想，对东北全党全军在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统一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国民党军于五月二十二日进占长春后，正趾高气扬向吉林进攻的时候，南满我军遵照毛主席集中兵力，在中长路南段，选择较大城市，狠狠打击敌人，迟滞敌人向北满进攻，或把进攻的敌人拖回去的指示，发起了鞍海战役。以四纵“前指”率两个师、一个炮团和辽南一分区的两个团，于五月二十五日攻克鞍山，全歼国民党军六十军一八四师一个团，乘胜南下海城，逼海城守敌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师直和一个团起义。进而我军又攻占大石桥、营 口，歼一八四师另外一个团。

鞍海战役，是我军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在东北战场上创造解决敌人一个整师的范例。这迫使正在向北满进攻的敌新一军等四个师回援鞍、海，打破了敌人向北满的进攻计划，也加深了国民党军内部嫡系和非嫡系的矛盾，对稳定东北战局，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军七十一军进占吉林之后，派出八十八师向吉林以东前出，六月六日占我新站、拉法，七日进迫蛟河。新站、拉法是延吉、哈尔滨铁路与吉林的铁路交叉点，这个点若被敌人占领，即切断了延吉到哈尔滨的铁路交通，对我很不利。所以，我军组织一师、二师及警二旅四团，于六月七日夜进行反击，歼敌二六三团及二六四团四个营一千八百人，保障了延、哈交通，打击了敌人进攻的嚣张气焰。

国民党军进占四平、长春、吉林之后，与我争夺战略要点的第一步计划已告一段落，加上战线拉长，兵力分散，急需喘息；特别是鞍海战役，在背后被戳了一刀，增加了后顾之忧。因而，国民党军提出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起，停战半个月。

我军长时间作战， 急需补充和整顿，并为争取时间建立根据地，也同意停战。由于关内多处大打，东北国民党军未能得到后续增缓，停战期限一再延长，直至十月中旬，东北战场出现了四个多月停战状态。

从山海关到松花江半年多的时间，我军是且战且退，经过这段战略撤退的过程，使大家对解决东北问题的思想，也逐渐明确了。即国民党武力抢占东北的总方针是不会变的，即使某些时候出现停战或和活动，也是在对国民党有利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对这点不再抱什么幻想了。

从这段时间与国民党军的交战，使大家认识了当面之敌确实是国民党的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我军与之相比，确有差距，敌人是有优势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立我军的行动方针，就成了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战争初期，如果我军能在北宁路上消灭国民党军一两个军，在四平能把敌人顶住，东北无疑将出现对我有利的局面。但事实上，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不得不作战略退却。我军在北宁路和四平两处，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同敌人决战，这对后来形势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