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早秋的一个早上，我们的朋友和深造班领导人的代表聚集在列宁格勒郊区的莫斯科门，欢送我们启程。
上路以后我们决定不断变化步度，有时慢步，有时快步，偶尔跑步。第一天我们比计划的行程少走了10公里，因为我们发现马匹都很疲乏，特别是我那匹纯种的牝马“季拉”跛了。它已12岁，就马的岁数说，这已是老年。
我们都很累，迫切需要休息。农民热情地欢迎我们，帮我们喂马，也让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一早我的情况仍然不妙，马还是跛的。我在马蹄扎破的洞里滴进蜡，然后用绷带把蹄子缠上，我决定牵着马走。很幸运，不久马就不跛了，我骑上去一试，不错，不跛了。快步走也不跛。为了减轻它受伤的右脚的负担，我决定只用慢步走或左跑步。
我的伙伴骑的是健康的马，当然轻松得多，而我常常得下来，牵马走很长距离，自然体力消耗就比较大。不过，我的伙伴在休息的地方负责找饲料、照管马匹。
第七天，我们已远远地走过了鲍里索夫，到达明斯克附近。在明斯克郊区，我们发现聚集了许多人，手举红旗和标语。原来这是我们团的一些战友和当地居民赶来欢迎我们。我们两脚一夹，用跑步驰向看台，向卫戍司令和市苏维埃主席报告，我们已顺利完成远距离骑乘。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两天以后，我们进行了考核性的两公里障碍赛马、体检和过秤。结果良好。我们这次乘骑获得良好评价。经过7天乘骑，马匹减重8至12公斤，人员减重5至6公斤。
我们获得了政府的奖金和首长的嘉奖，并准许短期休假。我动身回乡里去看望妈妈和姐姐。
我发现妈妈在我不在她身边的这些年月里，苍老多了，但她还象从前一样辛勤劳动。姐姐已有两个孩子了，她也老多了。很显然，战后的年代和1921-1922年的饥饿把他们拖苦了。
我的两个小外甥很快与我搞熟了。他们毫不客气，打开我的箱子，见什么东西新鲜就往外掏。
村子很穷，老百姓衣衫破烂。牲畜数量大为减少，有许多人家在歉收的1921年以后，一头牲口也没有剩下。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除极个别人以外，没有人抱怨。人民都能正确地理解战后的困难。
富农和商人并没有死心。很显然，他们还在梦想他们过去的好日子会卷土重来，特别是在宣布了新经济政策以后。在区的中心——乌戈德厂，饭铺和私人商店又开张了，新生的合作社商业必须同它们艰苦竞争。
回师以后，我发现编制有改变，师下辖4个团，而不是以前的6个团。原来我指挥的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已合并到第40团，而原骑兵第41和42团则合编为新的梅列克斯——普加切夫骑兵第39团。
这一改变对于我和骑兵第42团团长M.IN·萨韦利耶夫是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因为只能由我们中间的一个任新编的第39团的团长，另一个得调到其他师。当然，我们两个人都想留在原来的师，因为这个师就象我们的家一样，已经习惯了。
师长让我留下，而M.N·萨韦利耶夫另有任用。我知道萨韦利耶夫心里很难过，我们友好地分了手，我们后来见面时仍然是好朋友。
过去的骑兵团编制是4个骑兵连，根据军事改革的需要改编后的骑兵团编制上有6个骑兵连，每两个连编成一个骑兵营。此外，在团的编成内还有1个机枪连（16挺机枪）,1个团属炮兵连，1个独立通信排，1个独立工兵排，1个独立化学兵排和一个团属军士学校。
回来后，我和全团人员一起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
军事改革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就是在苏联武装力量中实际贯彻了单一首长制。单一首长制有两种主要形式。如果指挥员是共产党员，那么他通常同时兼政委，把对军事训练、行政管理工作和党政工作的领导集中在一人手中。给他配有一名管政治工作的助手。
这项巩固军队纪律和战备的重要措施在当时已完全能够贯彻了，因为指挥人员的情况已大为改善了。
如果指挥员是个非党人士，他只担负军事训练和行政管理工作，而党政工作由政治委员领导，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共同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和战备状况负责。
当时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一项命令中曾提到这方面的问题：要牢记，苏维埃政权在建军方面的任务是确立单一首长的领导，政治委员一方面应当尽力使与之共同工作的指挥员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应当本身努力学习军事，以便以后担负指挥职务或行政职务。
我还记得，1925年春天，我们接到党中央给所有党组织的指示信《关于红军中的单一首长制》。信中说明，由于党和军事机关过去为巩固整个红军、特别是指挥干部而进行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已形成了贯彻单一首长制原则的非常有利的条件。
当时有些同志，当然是少数同志认为，贯彻单一首长制可能削弱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但是，要知道，担任单一首长的是共产党员。因此，党的作用不仅不会削弱，相反，会增大。指挥员的责任加重了，他应就军队生活的一切方面对党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武装力量的纪律巩固了，战备加强了。
在实际工作中，指挥员同政治委员或政治工作人员的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改善。我记得，后来在1928年，革命军事委员会曾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颁布了关于政治委员、单一首长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副职的条例。该条例规定，政治委员领导党和政治工作，对部队（兵团）的政治思想状况负责，完全解脱了政治委员的监督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