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接待工作很重要，也很费时间。从礼仪上讲，一个代表团，不管大国还是小国派出的，总希望见的领导人多一些，以显示对自己的重视。我们出国也有这种心理。对来访者希望我能会见的，我总是尽可能出面会见。

此后，我先后会见了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陶庭练率领的越南高级军事代表团、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艾胡德·巴拉克中将、科威特国防大臣艾哈迈德·萨巴赫、意大利国防参谋长居多·文图罗尼、泰国总理差瓦利上将等。

在对外友好交往中，因为军事技术合作的事情，我去俄罗斯次数最多，见得最多的也是俄罗斯朋友。

在此之前，中苏已经商谈军事技术合作问题，进展比较顺利。可是，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中苏军技合作中断。

我们曾多方设法与俄罗斯新政府联系，继续派出了一些团组赴俄考察，希望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海军、空军、陆军的同志都去了，工作没有断线。可是，俄罗斯的决策者一直未拍板。

我仔细分析了俄罗斯的情况，感到路并没有完全堵死，一切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和耐心。我指示具体工作的同志，驻在莫斯科，天天约他们，催他们，想方设法创造机遇，打开高层交往的路子。

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磋商，俄罗斯政府同意组团来北京参加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确定此项工作由副总理绍欣负责。

1992年11月21日，绍欣率团访华。绍欣是个年轻人，41岁，经济学博士、自然科学院教授、院士。尽管他书生气多些，年轻好胜，我还是和他交上了朋友。

中俄混委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绍欣先发言，尔后我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对近几年军技合作成果表示满意，希望向新的深度和广度迈进。我对绍欣说：“在北京，多走走，多看看，多提建议。改革开放的中国真诚地欢迎你们。”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因为年龄差别大而拘谨，也没有因为商务问题争执不下而伤和气。人与人交往中，真情往往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次中俄混委会后，我便开始组织落实工作，一些过去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合作内容，因为情况的变化无法执行了。我们自身也需要调整。

1993年初，我召集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修订过去已经批准的合作内容，再重新拟订一个方案。

2月26日，我给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写了信，附上了这个方案。

我在信中强调，我军现有技术装备与世界水平有很大差距，“形势逼人，必须尽快地缩短这个差距。但是完全要立足国内研制赶上去，困难很大，而且越拖距离越大。”

我说，目前俄方对我比较开放，许多重要武器装备及其技术都可转让。为了抓住时机，我让总参和科工委研究协调，形成了少量采购现役装备、引进相关技术、结合国内消化制造的配套方案。“这样做，不仅可以使部队在2000年前拿到部分先进装备，而且可以使国内的科研生产水平上一个新台阶。这样做，就可能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制于人，是省时省钱高效的最佳途径。”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此非常重视。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了汇报，批准了这个方案。

中俄政府间军技混委会开了六次。三次在北京，三次在莫斯科。俄方主席更换了四人，中方一些委员也因职务变化而调整。只有我一个人从开始一直干到离职。

1993年6月23日至7月5日，我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混委会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解决了两个难度最大的问题，另外还取得一些积极成果。

访问期间，我还会见了俄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以及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科科申、俄陆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等高级将领，还有曾对中苏军技合作做出贡献的原中苏混委会苏方主席别洛乌索夫等。参观了俄军陆海空一些部队和军工厂。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政府和驻军的热情友好接待。

回到北京，我向军委常务会议汇报了访俄情况。江泽民主席参加了会议。他嘱咐我，“写个材料我看看，我懂了，其他人也就能懂了”。

7月31日，我给江主席呈送了访俄情况报告，除混委会讨论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外具体汇报了对俄合作项目中军用 装备的评估。

江主席阅后批示常委传阅，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个同志都圈阅了这份报告。

1994年6月，第三次混委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95年冬，中俄两国工作班子在北京举行了最后一轮会谈，双方草签了政府间协议和总合同的大部分条款。俄方建议在12 月10日前举行混委会第四次会议，签署会议纪要和政府间协议两个文件。他们要求中方认真考虑这一建议，并尽快答复。

我当机立断，决定去莫斯科一趟，把协议和总合同签下来。

中央很快同意了我的意见，并由我组团赴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