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 9 月任弼时赴安徽巡视，10 月 14 日在南陵香油坊附近被捕，许多人上前围观。任弼时忽地瞥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很面熟，他正准备打招呼，突然想了想，不能这样冒失。   最惊心动魄的较量，往往发生在一瞬间的眼神交汇里，当时已经被特务盯上、深陷重围的任弼时，恰恰在人群里撞上了一张熟面孔，彭佑亭，一个常在江浙皖做丝绸生意的老乡，这本该是“他乡遇故知”的喜事，在此刻却足以致命。   只要彭佑亭那一声招呼喊出口，任弼时身上所有的防线就会瞬间崩塌，连带着这一条线上的同志都得遭殃，在这个几乎无解的死局里，任弼时做出了一个极度大胆的决定，他抢在老乡开口前，用那种足以把话憋回去的严厉眼神死死盯住了对方。   随后猛地把腰杆一挺，朝着推搡他的士兵高声嚷嚷起来，他这嗓子不是喊冤，是在“发电报”他故意咬字极重地自报家门：“我是来收账的，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胡少甫”哪怕被枪托砸，被人群围观，他也要把这句假话喊得像真的一样。   因为他知道，彭佑亭听得懂，那个“陈岳云”正是任弼时妻子陈琮英堂兄的名字，这就是在这绝境中抛出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事实证明，他的这招险棋走对了，在他被押往安庆饮马塘监狱去面对不知尽头的黑暗时，收到暗示的彭佑亭已经悄悄退出人群，将情报送往了长沙。   如果说监狱内的斗争是靠肉体去硬扛钢铁，那监狱外的营救就是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时速，任弼时在狱中的处境极其惨烈，每一次昏死过去再醒来，面对审讯者狰狞的脸，他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我是胡少甫，是个生意人，不懂政治。   他在用血肉模糊的身体，去圆那个在南陵街头随口喊出的谎言，因为他这次来安徽，身负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重任，一旦松口，整个安徽地下党的组织脉络就全完了，而在高墙之外，代价同样沉重得让人窒息。   为了营救丈夫，妻子陈琮英抱着刚出生的女儿苏民，像疯了一样往安庆赶，那是个深秋，买不到客车票，这位年轻的母亲硬是扒上了一列拉煤的货车，你可以想象那样绝望的画面：漆黑的夜，刺骨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身上，煤灰漫天。   为了给丈夫争取一线生机，她怀里的婴儿成了这场博弈中最无辜的牺牲品，因为高烧受寒，小苏明连父亲的面都没见上一眼，就在路途中夭折了，但这巨大的悲痛没有击垮陈琮英，反而让她成了营救计划中最坚硬的一环。   她找到了湖南四大律师之一的何维道，这场官司并不好打，国民党的特种刑事法庭是个根本不讲理的地方，但何维道是个聪明人，他和陈琮英打了一场漂亮的配合战，他们在法理上玩了一招“偷天换日”。   通过各种关系运作，硬生生把案子从特种刑事法庭抢了出来，转到了安徽高等法院，这个动作极具战略眼光，直接把任弼时从“政治犯”变成了“普通刑事嫌疑人”在法庭上，面对控方拿出的那些乱七八糟、毫无说服力的所谓“证据”。   律师何维道反守为攻，质问对方为何无端抓捕扣押一个合法的纸店学徒，是不是侵犯人权，与此同时，陈琮英早在长沙安排得天衣无缝，那个“陈岳云纸店”的老板出具了实打实的证明文件，每一张票据、每一份口供，都和任弼时在酷刑下咬定的话严丝合缝。   这是一场完美的内外夹击，法官盯着被告席上那个神色从容、眼神里却透着莫名坚定的年轻人，再看看手里这份逻辑闭环的证据链，最终只能无奈地敲下了法槌，证据不足，无罪释放，折腾了五个多月，国民党当局在这个“普通学徒”身上，除了碰一鼻子灰，什么也没得到。   当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阳光重新打在身上，任弼时看到的却是妻子红肿的双眼，不需要太多言语，他便明白为了换回这份自由，这个家庭付出了怎样的惨痛代价，他紧紧抱住陈琮英，千言万语最后只汇成了一句颤抖的“辛苦你了”。   那个逝去的小生命，成了这对革命伴侣心底永远的痛，后来在上海休养的日子里，任弼时常和妻子谈起未来的打算，尽管身体在那次牢狱之灾中落下了严重的病根，尽管才刚刚逃出虎口，他依然选择再次投身到那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中去。   这种选择，在当时或许很难被常人理解，但恰恰是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执着，构成了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1950年年仅46岁的任弼时因劳累过度早早离世，他的一生就像他在1928年那个春天的表现一样。   在最危险的时候，哪怕必须通过伪装来隐匿锋芒，那双看向未来的眼睛，也始终没有哪怕一秒钟的动摇，那个自称“胡少甫”的青年，用他的智慧和一条从未低下的脊梁，赢下了那场关乎信仰的赌局。 信息来源：综合《任弼时年谱》及安徽党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