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老家看二叔和三叔，我都会带两瓶酒、两条烟，还有给婶子们买的围巾。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十五年，从我在城里参加工作那年就开始了。 这十五年里，我从住出租屋的单身汉熬成了有房贷的小家庭，回家的次数从一年三趟减到过年那一次，每次待满七天就得往回赶，孩子上学、公司加班，总有忙不完的事。 二婶总说我带的围巾颜色太艳，却会在我走后第二天就系着去村口小卖部，跟老板娘说“我家大侄子眼光就是好”；三婶则把围巾叠得方方正正收进樟木箱，去年我收拾她衣柜看见，每条都用塑料袋单独包着，标签还在上面别着。 今年春节回家，刚进二叔家院门就听见堂屋里有动静。 我扒着门框往里瞅，见二叔正踮着脚够柜顶上的铁皮盒，凳腿晃得吱呀响，他手一滑，铁盒“哐当”砸地上，滚出一沓泛黄的纸片。 “你这老东西，就不能等我来？”二婶从厨房跑出来，弯腰捡纸片时，我看见她鬓角的白头发比去年又多了些，像冬天落了霜的草。 二叔没理她，蹲地上一张张拾，嘴里嘟囔：“找找大侄子小时候的奖状，梅梅不是要考高中了嘛，让她看看榜样。” 梅梅是三叔家的小女儿，今年读初三，成绩中等，三叔急得嘴上起泡，腊月二十七那天碰见我，蹲路边抽了三根烟才说想让梅梅去城里补课，又怕我嫌麻烦。 我当时拍着胸脯说没问题，转头就给相熟的老师打电话，可初三下学期课程紧，老师说只能周末补，得住我家。 这话我没敢跟三叔说，他家离县城三十多里地，周末来回折腾太费劲，我琢磨着开学后让梅梅住我家，反正孩子房间一直空着。 大年初二上午，我去三叔家送围巾，刚走到院墙外就听见三婶在哭。 “你说你这犟脾气！”三婶的声音带着哭腔，“大侄子好心帮忙，你非说城里花销大，怕给人家添负担，梅梅的前途要紧还是你那点面子要紧？” “我不是要面子！”三叔的声音闷沉沉的，像被棉花堵着，“大侄子房贷车贷压着，孩子上学也花钱，咱不能再给他加码，我明天就去镇上找王老师，他教了三十年书，不比城里老师差！” 我站在门外没进去，手里的围巾蹭到裤腿，绒毛沾了些尘土。 想起小时候我发高烧，是三叔背着我走了八里山路去卫生院，二叔在家连夜编了个竹筐，第二天挑着鸡蛋去镇上卖，给我凑医药费。 那时候他俩总凑一起喝酒，二叔喝多了就拍三叔的肩膀：“咱哥俩这辈子得互相帮衬着，不然咋对得起爹妈。” 后来怎么就生分了呢？好像是十年前分宅基地，两家为地界吵了一架，从那以后过年都各过各的，我夹在中间，去二叔家吃饭就得跟三叔说“公司临时有事”，去三叔家就得跟二叔编“朋友约了聚”。 下午我去镇上买年货，路过王老师家，看见三叔蹲在门口，手里提着个网兜，里面装着两只老母鸡，头埋得低低的，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王老师送他出来时拍着他胳膊：“你放心，梅梅这孩子聪明，就是基础差点，我多盯着点，保准考上县一中。” 三叔咧着嘴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转身看见我，笑容僵了一下，手往身后藏，网兜带子却没藏住，露出半截鸡翅膀。 “大侄子咋在这儿？”他挠着头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让道。 “来给王老师拜个年。”我故意把话岔开，瞥见他鞋帮上沾着泥，裤脚还湿着，想必是天没亮就去鸡窝抓的鸡。 初三下午我要回城，收拾行李时，二婶塞给我个布包，沉甸甸的。 “你三叔让我给你的。”二婶别过脸不看我，“他说梅梅补课的事，麻烦你多费心，这是家里攒的土鸡蛋，给孩子煮着吃。” 布包上绣着朵歪歪扭扭的牡丹花，是三婶的手艺，我结婚那年她送的被套上就有一模一样的花。 车开出村口时，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三叔和二叔站在老槐树下，三叔手里还攥着个塑料袋，被风吹得鼓鼓囊囊，像要飞起来。 上周梅梅给我打电话，说第一次月考进步了二十名，电话里她声音亮亮的，像揣了串小铃铛。 她说三婶把我带的围巾找出来了，粉格子那条，配着新买的羽绒服正好，还说二叔上周去她家，偷偷塞给她个红包，里面是张纸条，写着“好好学习，大伯等你考上高中，带你去县城吃烩面”。 我挂了电话，看见桌上放着刚买的围巾，这次挑了两条深蓝色的，二叔和三叔都上了年纪，艳色怕是架不住了。 衣柜最下面的抽屉里，压着个铁盒子，里面是二叔那天找出来的奖状，边角都卷了，我用透明胶带仔细粘好，等梅梅放暑假，带她回老家，让她看看当年那个总考倒数的大侄子，是怎么被两个叔叔硬推着往前走的。 刚才给三叔发微信，问他周末有空没，想带梅梅回去拿换洗衣物。 他秒回：“有空有空，让你婶杀只鸡，你二叔昨天还问你啥时候回来，说新腌的腊鱼好了，给你留着下酒。” 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手机屏幕上，暖烘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