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手握尚方宝剑，连宋美龄都要对他礼让三分；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个权倾一时的"蒋家总管"，最后竟落得个被枪决的下场？从巅峰到深渊，陈布雷的人生为何会走向如此绝望的终局？ 1927年的除夕夜，上海报界名笔陈布雷应邀赶赴南昌，翌日大年初一，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两人一谈便是大半天，蒋介石当场口授大意，请陈布雷代笔起草《告黄埔同学书》。 陈布雷提笔而就，蒋介石看完连声称好。这一次相见，埋下了陈布雷此后二十余年命运的伏线。 但陈布雷并没有立刻投靠蒋介石。事实上，在此之前蒋介石就已托邵力子送过亲笔签名照片示好，陈布雷对此不置可否。 那时的陈布雷在《商报》主笔已久，以"言论救国"为己任，不愿依附任何政治势力。即便在南昌初会之后，蒋介石邀他出任《中央日报》主笔，陈布雷仍然婉拒。 一直到1929年，陈布雷才彻底离开报界，开始专职为蒋介石起草文稿，从此再未拿回属于自己的那支笔。 西安事变之后，陈布雷与这句话的裂缝开始显现。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命陈布雷代笔写《西安半月记》。 陈布雷清楚地知道，张学良兵谏的动机是逼蒋抗日，也听说了蒋介石慌乱中跳窗躲避的狼狈经过。但蒋介石面授的纲目，却要将张、杨写成叛逆，将自己写成临危不乱、晓以大义的领袖。陈布雷无力拒绝，只能照写。 事后，陈布雷在日记中记下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自己的躯壳与灵魂，已渐渐成了别人的一部分，不能用自己的笔写自己想说的话。 这种压抑并没有随时间减轻，到了抗战时期反而更加复杂。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陈布雷接受老友郁达夫的托请，出面替流亡日本十年的郭沫若向蒋介石说情。 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所著的甲骨文与金文研究著作，向蒋介石陈明郭沫若这些年埋头学术、有意回国参加抗战。蒋介石听后点头应允，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在那个党派壁垒分明的年代，陈布雷能做出这个举动，说明陈布雷在私下里并不认同将政治立场凌驾于民族大义之上。 然而陈布雷在公开场合依旧是蒋介石的"笔杆子"，这两面之间的撕裂，让陈布雷的精神一日日走向崩溃的边缘。 重庆时期，周恩来曾托人向陈布雷传话，大意是钦佩陈布雷的道德文章，却惋惜陈布雷的笔只为一人所用，而非为四万万同胞服务。这句话，陈布雷大约是听进去了的，否则后来的遗书里，不会有那么深的悔意。 真正压垮陈布雷的，是1948年11月8日的那场会议。辽沈战役刚结束，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已全线崩溃，淮海战役的序幕才刚刚拉开。 蒋介石在联席会议上，对着满屋的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说出了"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这句话。陈布雷当场愣住，整理讲话记录时悄悄略去了这句话。 蒋介石发现后大为光火，这是陈布雷从未经历过的。蒋介石拍桌质问，陈布雷小声说，这个时间是不是说得太长了。蒋介石没有听进去，坚持要照原话写。 陈布雷比任何人都清楚当时的局势。彼时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利，蒋介石却仍以抗战胜利的先例来给自己打气，这让陈布雷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熄灭。 五天后，1948年11月13日凌晨，陈布雷在南京寓所服下大量安眠药。遗书中写道，陈布雷此死非为个人，实为对国家前途之绝望，愿蒋介石能反省，愿国家能重生。 陈布雷去世后，家中所存钱款据说仅够购买两石米。身为国民党宣传系统的核心人物，任职二十余年，陈布雷却没有留下任何积累，这在当时的国民党官场里，近乎是个异类。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失声痛哭，追赠陈布雷为"总统府资政"，下令厚葬。 而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早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女二人因此长期关系紧张。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陈琏后来也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 至于陈布雷的孙子陈师孟，则成为台湾民进党的知名人物，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祖父一生为国民党执笔，孙子却走向了另一条路，这大概是陈布雷临死前也不曾料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