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润梅（1924年—2008年2月），山西盂县人。赵润梅17岁时被日军抓进炮台充当慰安妇，经受了数十天非人的摧残。其父亲变卖家产，后用200块大洋将其赎回。1998年10月，赵润梅等作为第三批起诉人，委托日本律师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2003年和2005年，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先后驳回诉讼。2005年11月，日本高等法院作出不予受理决定。2008年2月，赵润梅离世。

1941年的山西盂县早已被日军铁蹄踏得支离破碎，17岁的赵润梅本该是扎着麻花辫、帮着家里做农活的年纪，却在农历四月初二那天，亲眼看见隔壁蔡银柱爷爷被日军刺刀捅穿肚子，转身就被闯入家中的日本兵强行拖走，塞进了冰冷的炮楼 。那几十天里，炮楼就是人间炼狱，她和其他被掳来的姑娘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每天要遭受数十次日军的蹂躏，稍有反抗就是鞭子抽、枪托砸，惨叫声在炮楼里日夜不绝，连墙角的石头都像浸满了血泪。她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总说“听见日语就浑身发抖，夜里一闭眼全是那些恶魔的脸”，这份恐惧刻进了她的骨头里，伴随了整整一生 。

父亲寻女的脚步从没停过，他跑遍了附近所有日军据点，磕头求情、变卖了家里所有土地和耕牛，甚至典当了祖传的首饰，才凑够200块大洋——这笔钱在当时能买4000斤大米，足够一个五口之家吃两年，是全家赖以生存的根基。当他用颤抖的双手把钱塞给日军军官时，看到的是女儿衣衫褴褛、浑身是伤的样子，那眼神里的光，早就被折磨得熄灭了大半。赎回后，赵润梅大病一场，身体落下终身病根，更难愈合的是心里的创伤，她很少出门，别人问起遭遇就只是默默流泪，连最亲近的人都不敢轻易触碰那段往事。

时间没能抚平伤痛，却让她生出了讨回公道的勇气。1998年10月，她和万爱花、尹玉林等10位盂县受害姐妹，作为第三批起诉人，在日本律师的帮助下，站上了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 。她不懂日语，也不懂复杂的法律条文，却一次次忍着病痛长途跋涉，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的遭遇，她要的从来不是钱，只是一句日本政府的道歉，一份迟到的尊严。可日本法院的判决，却像一把钝刀，一次次割在她的心上。2003年东京地方法院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诉讼，2005年东京高等法院再次驳回，同年11月干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连让她说话的机会都剥夺了 。

日本法院明明承认了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事实，却用早已过时的“国家无答责”法理和“诉讼时效已过”的借口推诿责任，这种既承认罪行又拒绝担责的操作，简直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赵润梅没被日军的暴行打垮，却被这一次次的败诉击得心力交瘁，她常对身边人说“总要和他打，打赢了，今年打不赢明年打，明年打不赢后年打，要拿个事实出来”，这份执念支撑着她走过最后的岁月 。2008年2月，84岁的赵润梅在遗憾中离世，她到死都没等到那句迟来的道歉，没看到日本政府为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她的故事不是孤例，盂县作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重灾区，上千名妇女遭遇了同样的噩梦，她们中很多人带着屈辱和伤痛默默离世，少数站出来维权的，也大多在漫长的诉讼中耗尽了生命 。但正义从不会因为受害者的离世而消失，2024年4月，赵润梅等18位受害女性的子女，在中国法院再次起诉日本政府，这是民间对日申诉以来的首次国内诉讼，她们在用另一种方式，替母亲们继续讨回公道 。

铭记赵润梅的遭遇，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住历史真相，不让那些黑暗岁月被刻意掩埋，不让无数受害者的血泪白白流淌。日本政府若始终回避历史、拒不道歉，只会永远背负着战争罪行的枷锁，永远得不到国际社会的真正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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