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资历战功卓著，渡江战役却被调往后方，评级仅副兵团级，是否评定过低？
1949年春，华北平原的麦苗刚露出嫩绿，中原局的一张调令却让许多人愣住了：陈再道被派往郑州，负责组建河南军区。此前，他的第二纵队才在淮海前沿立下战功，按常理说，他理应随刘邓主力南下扬子江。可战场硝烟未散，人事布局却已交错展开。
“老陈，你真不去江南了？”一次夜谈中，老部下杜义德忍不住问。“有人得留下来看家。”陈再道拍拍案卷，声音不高，“打下来的地盘，坐不稳可不行。”短短一句，点明了新任务的分量，也为他日后的职务评级埋下伏笔。
回头看陈再道的来路，地方工作经验几乎贯穿其军旅生涯。1938年冬，他率着386旅几个营钻进冀南平原，白天躲防“扫荡”，夜里和百姓围炉议事。那一年，八路军正靠疏散游击打破日伪“囚笼”，陈再道却反其道而行之，把队伍拉到敌后平原，靠“麻雀战”撕出一道口子。到1940年，他已坐上冀南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太行、太岳两路游击队纳入旗下，冀南根据地犹如星火燎原。

地方经验并未耽误他在野战中的锋芒。抗战胜利后，冀南主力改编为第二纵队，紧跟刘伯承、邓小平南征北战。定陶、临沂、三分区战，2纵多用迂回、穿插的老套路，夜袭连环、昼伏丛林，硬是把日渐成型的国民党机动兵团搅得头晕眼花。1947年初冬，刘邓挥师跃进大别山，2纵担任左翼掩护，翻山越岭千里奔袭，被敌人咬住七次又七次，总能脱身再上。有人统计，短短两个月，2纵连打10多仗，俘敌三万，伤亡却比兄弟部少得多，这支部队的机动战法，让前总后方交口称赞。
然而，淮海一役后，前线需精兵猛将，后方同样急缺老辣干才。华东、华中大片解放，残存土匪、特务盘踞山间，列车刚通就被炸断，邮路头天修好次日又被毁。中央在部署渡江前夕决定，把一批有根据地建军经验的干部放到省军区：李先念去了湖北，叶飞坐镇福建，许世友进了山东。陈再道的履历，恰好契合河南这块“心脏地带”的需求。

河南军区的编制达到兵团规模，辖区人口过五千万，铁路纵横，粮油、军工、兵员都得在这里集结。可惜外界更爱谈论江面上的炮火，对内地的缉匪、整训鲜少留意。1950年冬，陈再道亲自率部围剿伏牛山股匪，一役俘匪千余，缴获枪支上千，可这些战报在前线捷报的海潮中很快被淹没。有人打趣：“剿匪哪有攻城好看？”他却回一句，“后背有匪，谁敢睡安稳觉？”
始料未及的是，1952年军队实行职务级别制时，前方三位兵团司令——陈赓、陈锡联、杨勇皆列正兵团级，陈再道却只获副兵团级。会议间隙，有人小声议论：“论出生，他是红四军军长，也带过你们的长官啊。”另一人摇头：“人家现在守后方，论指标就差一缕火候。”标准没有公开，但结果却摆在那儿。
如果将军功与数字硬碰硬，2纵从华北一路打到江淮，战绩并不逊色。可评级看重的并非单场胜负，更多是现职分量与未来布局。那时总前委的心思是，让最擅长野战的人继续打仗，让最懂地方的人去巩固新生政权，二者都是大局所需。王平镇守察哈尔，同样是副兵团级；而负责西北大后勤的王新亭却获正兵团级，只因统筹十八兵团兼政治任务压得更重。这种“按岗定级”理念，后来在1955年授衔时再次体现，也就不难理解陈再道早年评级的“落差”了。

多年以后，有记者回访当年河南剿匪纪事，老人们仍记得那位爱穿旧棉袄的司令。“陈司令总笑，说中原的安宁比什么都大。”一句朴素话，道出他调离前线的真正意义：打下江山只是第一步，看家护院更考验功力。若说谁为渡江战役后的稳定做了铺垫，河南军区的夜巡、地道清剿和部队整编，或许便是那张无声的保障网，而网背后，站着的正是陈再道。
对资历深厚的将领而言，淹没在后方并不意味着失色，而是另一种价值的兑现。当年中原铁路恢复通车，第一列装载军粮的列车南下长江时，车头挂着醒目的红旗，上书“前方打仗，后方支前”。旗帜在风中鼓舞，将军立于站台默默挥手。那一幕，比起战场上呼啸的炮火，显得更为沉静，却也分量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