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周总理谈到红四方面军，王宏坤认为总体评价不错，但还存在不够全面的地方吗？
1929年初夏，鄂豫皖交界的雨幕里，一支人数不足两千的队伍正沿着山沟悄悄集结。粮弹缺、衣衫薄，可当时新任副师长徐向前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却是“先练队形再打仗”。有人不解，他只是摆了摆手：“队形不稳，命就不稳。”一句话噎得众人无话——这支队伍日后扩展成红四方面军的重要骨干。
山沟不大，却是天然课堂。徐向前把士兵按家乡、年龄、经验拆成小组，每组只练两个动作：急行军和散开。短短十天，行军速度提高一倍，伤亡却降到最低。王宏坤回忆那段日子时说，“一口气跑完二十里路，谁掉队谁回灶房”，口气平淡，却让后来者意识到那是生死线而非体育课。

训练刚见成效，敌军一个加强团从商城方向扑来。徐向前没硬顶，他命令夜间转移，清晨再折回原地，随后伏击。六个小时，缴获步枪三百多。战士们第一次尝到“避强击弱”的甜头，也第一次明白机动比硬拼更值钱。有人兴奋地嚷：“副师长，这一仗真解气！”徐向前摇头：“解气归解气，少一个兄弟就不值。”
紧接着的黄安、麻城一带小战斗像连珠炮。徐向前抓紧空档把俘虏分批编入新兵班，老兵带新兵，三天换一个组长岗位。这样反复循环，以至1930年底这支部队已能分散成二十多个小分队独立作战。队伍越拉越长，但他强调的却是“散”。“散得开，合得拢，敌人就摸不清我们。”王宏坤后来总结，这种思路决定了红四方面军日后的风格：狠打要点，随时断尾。
时间跳到1948年9月的山西。那时徐向前已是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辖下第十八兵团兵力虽不算少，却比阎锡山的二十万正规加保安部队仍显瘦弱。面对装备差距，他把在鄂豫边摸索出的“散与合”再搬上舞台——先以小股部队连续袭扰交通线，再突然合兵于晋中平原，形成局部四倍兵力优势，一举撕开阎军防线。阎锡山仓促增援，却被游击队切断后路，只得龟缩太原。

战场外的一幕流传甚广。攻运城前夜，有参谋担忧攻坚损耗太大，请示是否改打外围。“硬骨头不啃，仗早晚还得打回来。”徐向前放下地图，指了指运城北面的黄河滩：“明早六点，炮兵掩护，主力两小时内必须突入城墙。”参谋还想争辩，他抬手示意：“别磨蹭，时间比炮弹贵。”第二天攻城三小时即告结束，给随后向临汾、太原推进节约整整十天。
华北战局因此骤变。10月下旬，阎锡山主力被困太原，解放军掌握主动权。第十八兵团一跃成为华北最能打的部队之一。多年后检讨战史时，有参谋写道：“我们并不比对手多，但比对手快；并不比对手硬，却比对手活。”

1972年春，北京一次内部座谈会上，周恩来谈及红四方面军时说其“猛攻见长，许继慎奠定底色”。王宏坤听后轻轻皱眉，却没马上接话。会后茶歇，他才向身旁同志低声提醒：“总体说得不错，但徐向前那套灵活机动的东西，也得算进去，不然就失了全貌。”同行者点头：“确实，咱们当年打的那些擦边仗、夜行军，可都是徐司令一手推出来的。”
如果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拆解，无非两个要素：密集火力带来的猛劲，以及位移速度带来的活劲。前者多受许继慎等早期将领影响，后者则是徐向前在鄂豫边到晋中一路推广的成果。两股力量并行不悖，才让这支部队既敢强攻大城市，又能在山地田野间来去无踪。

细看中国革命史，许多胜利并非单纯“人多”或“枪利”，而是指挥理念与训练体系的迭代升级。徐向前最大的价值，恰是让战术能够复制，让普通士兵在短时间内掌握机动、掩护、分散、集合的节奏。换句话说，他把作战方法变成一套可以移植的流程，这比单场胜利更持久。
晋中战役结束半年后，第十八兵团只用五天就完成冬季轮训，随后挺进察哈尔；再往后，原红四方面军出身的指挥员在西南、华中多线作战，都保留了“快合快散”的基因。由此可见，“猛与活”相互缠绕，共同塑造了这支部队的底色，也印证了王宏坤那句半开玩笑的话：“红四方面军的脾气，半截在许继慎那儿锻的钢，半截在徐向前这儿淬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