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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年秋,刘福通做了一个大胆到有点莽撞的决定:三路北伐,直捣大都。三路大军齐

1356年秋,刘福通做了一个大胆到有点莽撞的决定:三路北伐,直捣大都。三路大军齐出,声势之壮,是自宋武帝以来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北伐场面。

但你要问这事儿到底是"雄才大略"还是"穷寇赌命",我更倾向于后者。

东路毛贵从山东打出来,一路啃下胶州、莱州、益都、济南,北进河北,在南皮阵斩元朝河南行省右丞董抟霄——董氏兄弟可是元廷在山东最后的硬骨头——毛贵一口气推到蓟州,前锋抵达柳林,离大都城墙只有一百二十里。元

廷那边什么反应?有人收拾行李要北逃草原,有人嚷嚷迁都关中,整个王畿州县"悉皆空城",百官惊惶四散。你想想那个画面。

一个从颍州泥腿子里杀出来的红巾军将领,把大元帝国的心脏逼到了要不要跑路的份儿上——够劲吧?

中路关先生、破头潘翻过太行,连下晋南诸州,一直打到冀宁、大同,再往北干脆把元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那片草原上)给端了,蒙古大汗的行宫烧成一片焦土,甚至还一路扫进辽东、踏进高丽境内。

西路李武、崔德的部队则楔进陕州、虢州,扼住崤山和函谷关的咽喉,前锋逼近西安城外的灞上。三面同时开花,看起来整个北方都要塌了。

可是三路大军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统一的节拍器。刘福通的本意大概是"四面开花让元军顾此失彼",但实际效果是每一路都在单干。

毛贵打到柳林最需要侧翼策应的时候,中路军在山西的深山里跟察罕帖木儿缠斗,西路军在关中已经被拖进了消耗泥潭,谁也帮不了谁。

说白了,这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合围,更像是把全部筹码推出去,祈祷运气站在自己这边。

更致命的是,这支军队从头到尾没有解决"占领"这件事。他们像洪水一样漫过去,城池拿下了,但行政、粮秣、后方联络全靠"随军就食",也就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这样的胜利是飘在地面上的——你前脚走,后脚地方上元朝的旧秩序就缩回去重新长出来了。

还有一个很少被直说的内伤:韩宋政权顶着个"小明王"韩林儿当招牌,实权捏在刘福通手里,底下那些能打的将领心里未必服。

毛贵刚把刀架在元大都脖子上,回头就被自己人赵均用在山东内讧里捅了。

中路关铎、沙刘二跑到高丽那边兵败身死,部队散的散、降的降。一支军队如果不能用制度管住内部,那它打得越远,死得就越难看。

所以你说刘福通莽不莽?莽。壮不壮?壮。但把一场起义的国运押在"三路流动作战靠气势碾平一切"上面,本质上不是战略,是赌博。察

罕帖木儿只用了最朴素的一条道理就把这盘大棋翻了过来:我不跟你比谁嗓门大,我一口一口咬你的后路、断你的联络、等你自己散。

等到1359年汴梁一丢,刘福通保着韩林儿数百骑逃回安丰,前面那几年席卷半壁的气势,就像一场来不及收网的梦。

史料出处:主要依据《元史·顺帝纪》(至正十六至十九年条)对红巾军三路动向及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军事行动的记载;权衡《庚申外史》关于韩宋政权兴衰的叙述;吴晗《朱元璋传》及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对北方红巾军战略得失的整理;以及《明太祖实录》中涉及龙凤政权与朱元璋早期隶属关系的材料。毛贵兵锋至柳林距大都一百二十里、元廷议迁都/北巡一节,见《庚申外史》与《元史·顺帝纪》互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