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周恩来重回延安时，在吃饭期间落泪自责道：我辜负了延安人民的期望！
1973年6月初，北京夜色沉沉。外宾抵达的车灯扫过钓鱼台的银杏树影，谈判桌上的数字却依旧沉重——81亿。周恩来抬手揉了揉太阳穴，热毛巾刚离额头，文件又递了上来。凌晨两点半，他低声对翻译说：“告诉他们，中国经济也要过日子，可朋友的困难不能不管。”短暂沉默后，数字落到25亿，双方握手，却看得出谁都清楚这笔钱的分量。
结束汇报，他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说明情况。主席合上文件，“你好好歇几天。”周恩来却提出：“我想陪他们去延安看看，顺便瞧瞧老乡。”毛泽东点头，轻叹一句：“那地方，咱们亏欠得多。”

飞机在6月9日午后降落在凤凰山脚下的老机场。站坪上没有红毯，只有三排自发聚来的乡亲：灰衣、草帽、布鞋，被沙风吹得眯着眼。掌声杂糅着陕北号子，一浪高过一浪。外宾有些诧异，周恩来却笑了：“这就是延安的礼节——心里热，嗓子也热。”他的话没翻译，黎笋还是听懂了“延安”二字，会意地点头。
一路去宝塔山。山下的小路前夜刚下过雨，吉普车轱辘陷进稀泥。几十双手不约而同伸来，把车抬到干地，尘土弥漫中有人拍了拍车门：“总理，路不好走，你慢点。”车里外宾频频点头，周恩来探身握住那位青年粗糙的手，什么也没说，却把另一只手里的干粮塞过去。青年愣了愣，脸一下涨得通红。

傍晚的南关招待所，灯泡昏黄。桌上只有玉米糊糊、野菜和一钵豆豉，招待所把仅存的几只鸡蒸了送上来。郝二爷颤巍举碗：“总理，大后生们一天就盼这顿细粮。”他桌边的空位原该坐着刘福江，那位常在窑洞前拉二胡的老邻居已在前年病逝。周恩来举起筷子却放下，喉头哽了片刻，低声道：“怪我，回来晚了。”泪顺着脸颊滴在酸菜上，没人劝，只听到筷子轻碰碗沿的细响。
此时的延安仍靠外地调粮。山坡上梯田零落，黄土一揭就见石头。合作化、人民公社的路走了二十多年，产量仍在全省末尾。地方干部解释缺水、缺肥、缺工具。周恩来并不苛责，他让随行人员记下旱作农业改良措施，“要算细账，少喊口号”，这是原话。许效民在旁连连点头：“保证五年见效！”那语调既像承诺，更像自我鞭策。

夜色深处，周恩来执意去清凉山。他要找一个人的埋骨处——陈有才。那是1937年的劳山，车队突遇埋伏，枪声骤起，陈有才扑上来，连中数弹，硬是把敌火引向自己。等增援赶到，外衣被打得稀烂，战士们误把他当作首长遗体，一路哭喊。多年后，墓址早被风沙掩埋，只凭几位老人回忆大致方位。“再找找，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孤零躺着。”周恩来声音低，却透着不容推辞。金璋带队翻遍乱石堆，指着一块无字青石：“大概就在这里。”总理脱帽鞠躬，片刻无言。
延安之行只有短短两天，行程却塞满旧址、田塬、学校、卫生所。临行前，周恩来把准备送亲友的几盒点心留给招待所后厨，“留给孩子们”。外宾登机时问他为何如此牵挂这座陕北小城，周恩来略作思忖：“这里给了我们胜利的根，可根还没长壮，我们心里不安。”

事实也确如他所忧。当年，延安年人均口粮不足三百斤，公路通车里程不到两百公里。可就在那一刻，一项接一项的试验开始：山地打坝、果林梯田、合作社改造，79年粮食产量比73年翻了一番，老百姓第一次把白面馒头当日常。有人回忆，1976年得知总理病逝，全乡自发放下农具，跑到山头鸣鞭炮、举白幡，哭声和春风混在一起，像当年宝塔山下的掌声，一阵接一阵。
多年后，一位当年见过总理的妇女对记者说：“他把咱当亲人，咱怎能不记着？”短短一句，把那场重访的分量解释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