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茅盾从香港回到北平，住进北京饭店。没多久，上面让他牵头办一本刊物，叫《人民文学》。茅盾干了一辈子文学，编杂志不陌生，但这回不一样——这是新中国第一本全国性文学刊物，等于是给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开张”。

稿子凑得差不多了。刘白羽写了《火光在前》，讲渡江作战，后来被说成是“新中国第一部中篇小说”。康濯的《买牛记》，马烽的《村仇》，都摆在了案头。茅盾觉得，创刊号要是能让最高领导人题个封面字，那分量就重了。于是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很快。信是这么写的：“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看明白了吗？“不宜要我写”。堂堂领袖，把露脸的事往外推。更耐人寻味的是，他说的“写了一句话”，是另写的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刊名他不写，但题词他给。这个分寸感，绝了。

刊名最终请了郭沫若来题。1949年10月25日，《人民文学》创刊号出版。毛泽东的题词印在插页上，旁边配了一张他的坐姿照片。茅盾后来拿着题词给周扬看，说了一句话：“主席这个题词，语重心长，我们的担子不轻啊。”

这话说得实在。但问题是，茅盾自己后来也没怎么搞创作了。为什么？因为创刊号出版前后，更大的事来了。周恩来要茅盾当文化部长。茅盾说我不当，我就想写作。周恩来没勉强，转头找了毛泽东。

毛泽东把茅盾叫到中南海颐年堂，说得更直接：“文化部长这把交椅，好多人想坐，我们不放心。你是中外知名的大作家，这第一任文化部长，非你莫属。”

茅盾还是推，说让郭沫若来。毛泽东一句话堵回去：“他倒是可以，但是他身兼数职，怕是顾不过来。”

结果呢？茅盾当了十五年的文化部长。一个作家，从此被行政事务缠住，再也没能写出《子夜》那样的作品。他后来跟家人说，自己其实不想当，但毛泽东亲自出面，他没办法推。

这事有意思了。毛泽东婉拒了给刊物题写封面，理由是“不宜要我写”，把荣誉让给文艺界。可转头就把茅盾按在了文化部长的位子上，理由变成了“非你莫属”。一个是不宜，一个是非你莫属。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事上，被安排了完全不同的角色。

那封婉拒题字的信，茅盾珍藏了一辈子。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封面换上了毛泽东的手迹——用的不是1949年那封信里的字，而是1962年他写给编辑部的另一封信里的四个字。兜兜转转，最终还是用了主席的字。

茅盾到死也没再写出传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