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身边有众多爱慕他的女性，而在这些女性中，结局最凄惨的，恐怕就是他的好友朱经农的妹妹朱毅农了。她单恋胡适多年，最终因爱而不得发了疯，最终染病身亡。
1924年的那场婚礼，表面上看，体面、安稳，也合乎当时人们对“好姻缘”的想象。新郎饶毓泰学物理，前途清楚；新娘朱毅农出身书香人家，读过书，会写文章。
胡适和江冬秀站出来证婚，这层关系又给婚礼添了几分分量。可谁也没想到，这场婚姻后来没有把朱毅农从旧情里拉出来，反倒把她推向更深的孤独。

朱毅农与饶毓泰1924年完婚，1929年离婚，这一时间线较为清楚。朱毅农并不是一开始就把胡适当成爱情对象。
她认识胡适，绕不开哥哥朱经农。一个年轻姑娘看在眼里，心里自然会记着。
那时的胡适，已经是新文化人物，有学问，也有名声，更难得的是，他愿意给朱毅农看稿，认真提出意见。对一个喜欢文学、又敏感内向的女子来说，这种被重视的感觉，很容易变成依恋。
朱毅农爱写作，也不是随便写几句消遣。她写小说、散文，作品曾见于《南开周报》，胡适还希望她的文字能在《新月》发表，或者由新月书店出版。
这样的细节说明，她并非只活在感情里，她原本也有自己的才华和出口。只是她的身体不好，情绪又容易受伤，文学给了她表达的能力，却没能给她抵抗生活的力量。
1923年，朱毅农的病情已经露出端倪。江冬秀在家书中提到，她曾去看望朱毅农，说她病情稍好一些，医生建议她先在家休养，再去西山住一段时间。
那时的人们对精神疾病理解有限，更多是让病人静养、隔离，很少真正走进她的心里。朱经农后来把妹妹介绍给饶毓泰，想法也许很现实：妹妹到了成婚年纪，身体又弱，找一个稳重、有学问的丈夫，或许能把日子过下去。
饶毓泰当然不是无名之辈，他后来在中国物理学界有地位，也为大学物理教育做过贡献。但婚姻不是履历表，学问好不等于懂得照顾一个敏感的妻子。
朱毅农需要的是理解，是回应，是有人愿意听她那些细碎又沉重的心事。婚后，两人的差异很快显出来。
朱毅农重感受，喜欢文学，盼着有人读懂她的文字；饶毓泰性格沉静，更习惯埋头研究，对文学兴趣不大，也不太会用柔软的话安慰人。夫妻之间没有大吵大闹的戏剧场面，却有一种更磨人的冷淡。
两个人同在屋檐下，却像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饶毓泰曾写信给胡适谈到婚姻问题，后来这段关系走到无法相容，1929年两人离婚。
离婚后的朱毅农被接回北平。按常理说，离开一段不合适的婚姻，也许能重新喘口气。
可她心里最难解的结并没有打开。胡适仍旧在那里，既熟悉，又遥远；既关心她，又永远不可能给她想要的结果。
她明白胡适有妻室，胡适也不可能抛开自己的家庭。于是这份感情只能被压住，越压越沉。
1930年，朱毅农的病情恶化。家人另租房子，请看护照料，把她安置起来。
胡适日记里把那处地方称作“她的疯狂院”，这几个字读起来很冷，也很沉。它像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女子的心病没人真正治得了，只能被关在一间屋子里，由亲人和旧友轮流探望，等待病情一点点吞没她。
10月下旬，胡适去看她。朱毅农当面说出那句压了多年的话：她是为了想胡适才发疯的。
她没有绕弯，也没有再遮掩。这不是普通的怨言，更像一个人到了生命边缘，把自己最后的秘密交出来。
胡适听后只能安慰，劝她安心养病，答应以后到北平可以常来看她。可这种安慰到了那时，已经太轻了，轻得托不起她多年积下来的苦。
两天后，胡适又去探望。朱毅农已经病得很重，躺在床上难以起身。
胡适心中不安，写下类似“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感叹。这里面有歉疚，也有无力。
他并非有意伤害朱毅农，可他也清楚，自己在她的人生里占了太重的位置。一个无意中的温和，一个长期的关照，一旦被对方当作唯一光亮，结局就可能变得沉重。
朱毅农留下的文字，后来也几乎散尽。她曾写过自传《去影》，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中提到，一位女友写过很动人的自传，他认为那是中国妇女自传写作中少见的写实作品。
可惜稿子后来在病中被烧掉，没能保存。对朱毅农来说，那可能不只是一部作品，也是她给自己留下的证词。
稿子没了，她内心最完整的声音也跟着消失了。这件事最让人难受的，不是简单一句“单恋失败”就能说完。
朱毅农有才，有情，也有想活出自己的愿望，只是她遇到的每一条路都不够宽。爱情没有结果，婚姻没有温度，疾病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写作也没能保住她的精神世界。
她不是输给某一个人，而是被感情、身体和时代一起困住了。她的一生像一封没有寄到的信，字字真切，却没人能完整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