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天消息传到重庆，一个胖大男人拎着酒瓶冲到街上大喝，拿根手杖挑顶帽子乱舞，见人就拥抱亲吻，熟人上来就砸一拳，又叫又跑直到喊不动了才回去睡觉。
这个疯子不是别人，正是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在半癫狂状态里，他发泄的是压抑十四年的刻骨之恨。

傅斯年对日本的恨意，并非与生俱来。
五四时期的傅斯年，和当时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将日本视为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样板。以他主笔的《新潮》杂志为代表，白话文运动、新文学革命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日本明治维新的路径。1919年他在《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等文中仍可见对日本近代化的某种参照态度。
有论者将傅斯年日本观的转变划分为两个阶段：五四前后以“师日”为主线，“九一八”之后才转为彻底的“反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基本上抛开书斋里的经史子集，成了一个对日问题的专职写作者。从1932年起，他在《独立评论》和天津《大公报》上发表《日寇与热河平津》《“九一八”一年了！》、《不懂得日本的情形》、《中日亲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局危言》等一系列文章，文章中他拒绝再称“日本人”，改用“倭人”、“倭寇”来指代。
1932年8月，他写出了一段至今读来仍令人深刻果断的分析。他判断中日问题绝无和平解决之望，所谓“和谈”是做梦。假如中国要“和”，必须满足日本的条件：承认伪满洲国独立并奉送热河、滦东；在华北弄出一个受日本控制的政府；全国不得有任何排倭举动并帮助推销日货；取消爱国主义教育。
傅斯年算了一笔账：这四个条件加在一起就等于奉送整个中华民国。既然“和”的代价是亡国，剩下的选择就只有一条路——排除一切顾忌，以人人当求必死的决心奋起抵抗。他知道中国军队打不过日本，但他算清了另一件事：“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
作为清醒的历史学者，傅斯年看得比一般人透彻，他不是用情绪代替判断，而是用历史眼光精确解剖。
1939年他在《地利与胜利》中对战争走势做了精准预估：日本人的策略是用代价换取交通枢纽，但恰恰是这个办法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速战速决，拖得越久越必败。他预判战争至少还要打三年，三年后中国必偕英美以全胜，他还算出了“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的历史结局。

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在对日问题上曾与他最好的朋友胡适发生过激烈的对决。
胡适主和，主张依靠国联、依靠国际公义。
傅斯年不吃这套。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出炉后，胡适因世界主义和国际公义的考量主张接受，傅斯年则坚守民族主义立场，在接受与拒绝之间反复摇摆，本质上根本不信洋人的调和能解决中日问题。
有一件事最能体现两人立场之隔——1935年胡适发表了折中妥协的《保卫华北的重要》，傅斯年读后怒火冲天，公开宣称要退出《独立评论》、与胡适割袍断义，连断交的话都出口了，要不是丁文江居中调停，这对民国文化圈最著名的师徒关系几乎彻底翻脸。

傅斯年“反日”，不只是纸上谈兵，他手上是有实绩的。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日本御用文人抛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荒唐言论，为侵略寻找所谓“学术依据”。
傅斯年联合史界同仁挑灯夜战，赶著《东北史纲》，用大量不可辩驳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在为民族争人格，更是在用专业史学家的刀口顶住了日本人的学术屠刀。
抗战胜利后，他代理北大校长，凡在日伪时期出任“伪北大”教员者一人不聘，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拿着万言书跑来求情，被傅斯年当场拍桌子骂作“无耻汉奸”，命人架出去。他甚至给妻子写信宣告：“大批伪教职員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
唯一网开一面的是伪北大学生，傅斯年认为，这些青年在抗战爆发时才十二三岁，是孩子，“何辜”。
而最能体现傅斯年刻骨仇恨的细节，莫过于给独生子取名“仁轨”。
他的儿子出生在中国东北沦陷之后，依傅氏家族辈分本属“乐”字辈，硬被他改掉。他取的是唐代刘仁轨的名字，此人曾在白江口之战中率军全歼日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朝鲜半岛对日军打出歼灭战的人。
他还亲手为儿子书写文天祥《正气歌》，嘱咐他“日习数行，期以成诵”，并告诫他“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乎禽兽者几希矣”。

1940年傅斯年写出《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下了极其冷峻的断语：上海战事初起，日本向全世界宣称“不侵华南”，转眼就先拿厦门当试探，继而在广东登陆，之后又一步步陷进进退两难的泥潭；这类国家如果不在军事上遭受一次致命挫败，其侵略将永无止境。
这一断语，在当下仍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
任何时候，对日，不能软弱，不能麻痹，不能存有息事宁人的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