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农历11月20日，天津马大夫医院的病房里，一个周身浮肿的老者正在咽气，护士后来对人讲，老人住院时穷困潦倒，孤独伶仃。
但在二十年前，他光是每季从山东买蟋蟀的花销，就抵得上整座医院大半年的开支。
此人便是前清庆亲王奕劻的长子，贝子载振。

载振的奢靡人尽皆知，早在他得势之时就已惊动言路。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载振以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身份，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同赴吉林查办事件，回程过天津，直隶总督袁世凯在督署设宴。
那场宴饮其实只是引子。事后，天津道员段芝贵以一万二千两银子购得天津名伶杨翠喜，献予载振为妾，又向天津商会王竹林处挪借十万两，充作奕劻寿礼。
这件事迅速传遍京津，《大公报》连篇报道，御史赵启霖旋具折严参。奏折中最刺眼的原话是：“段芝贵以一万二千金购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复以十万金为奕劻寿，遂由道员超擢署黑龙江巡抚。”这种赤裸裸的权色交易，把奕劻父子钉在了清末舆论的耻辱柱上。
慈禧太后派醇亲王载沣和大学士孙家鼐查办。载沣论辈分虽是晚辈，但心里明白奕劻在朝中的分量；孙家鼐更是个世故到了骨子里的老臣。
二人到津后，一切早已安排妥帖：杨翠喜被秘密送回天津，盐商王益孙出面认作自家买来的使女，契约、人证一应俱全。于是调查结果就成了那句著名的“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上谕颁下，赵启霖被革职，理由是“奏参不实”。上谕同时认定段芝贵“以歌妓献于载振一事，虽系王益孙买作使女，与载振无涉”，但仍以“不知检束”撤去段芝贵布政使衔，不再署理黑龙江巡抚。
至于载振，清廷给了他一个体面的台阶，准其开去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贝子衔则“加恩宽免”。
载振当时不过三十一岁，政治生命就此终结。

其实，杨翠喜案只是载振官场奢靡与荒唐的一个断面。他担任商部尚书期间，其父奕劻早已将政坛经营成了硕大的卖官交易所，时人谑称“庆记公司”。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记载，奕劻父子收纳贿赂毫不避讳，载振更是出了名的好货贪色，府中珍玩字画堆积如山。
出使英国参加英王爱德华七世加冕礼那一次，排场之阔，连欧洲报纸都为之侧目，随员、仆从、器物装了整整一艘邮轮，耗费银两难以计数，而这种挥霍在民国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因为失去官制约束而变本加厉。
1917年奕劻病死在天津，留下了一笔惊人遗产，据当时知情人估算，现款、地产、金珠古玩折合白银超过千万两。
载振以长子身份分得最大一份，仅存在银行里的现银就有二三百万两之巨。他用这笔钱在天津英租界剑桥道，也就是今天的重庆道，建起了一幢占地七亩多的中西合璧豪宅，世人仍习惯称其为庆王府。楼内高悬溥仪所赐“宝胄蕃厘”匾额，花厅里还挂着从北京庆王府移来的康熙御笔“暖溜暄波”。在这座府邸里，中西两班厨师每天开出菜单，载振不满意便要重做，一顿晚宴动辄花费百元大洋，足够小户人家一年的用度。早餐必有一盏参汤，冬夏不断。

除了饮食考究，载振的鸦片瘾也日益深重。曾在他家当过差的仆人后来向文史研究者回忆，载振每天要抽三顿大烟，烟具皆为象牙、犀角所制，烟枪上镶着碧玺和翡翠，烟膏必须用上等印度大土，由最亲近的姨太太亲手烧泡。
他常年卧在烟榻上，批阅房产田契、调度投资，就这么吞云吐雾地打理着乃父留下的半副身家。而每到秋季，他另一项庞大开销便是斗蟋蟀。管事每年派人赴山东宁阳等地高价选虫，一只能厮杀的“大将军”动辄数百金，一场豪赌下来输掉一辆最新款汽车的事，当时天津租界里很多人都有耳闻。
进入三十年代，载振的排场表面上没有减弱。1926年他在天津庆王府过五十大寿，正堂搭起戏合唱了三天堂会，尚小云、谭富英等名角悉数到场，花费不计其数，《北洋画报》以显著版面作了报道。
但事实上，那时候，他的财源已经开始枯竭。投资的大陆银行、天津兴业银行等股息有限，各处房产因时局动荡收租困难，几处当铺也经营不善。家中仆从最多时达四五十人，仅每月工钱和伙食就是一笔沉重负担。
抗战爆发后，他拒绝出任伪职，汪时璟、王揖唐等人几度登门游说，他都以病体难支挡了回去。这件晚节固然保住了，但坐吃山空的态势已无可挽回。太平洋战争之后，天津租界经济凋敝，载振不得不陆续变卖古玩字画，甚至将庆王府里的硬木家具、西洋瓷器成批出手。

抗战胜利后，庆王府被国民党政府接收，用作外交部驻津办事处。
载振被迫搬出，迁往今天津和平区南海路永健里一所普通小楼，身边只剩下寥寥几个姬妾和一名老仆。
那时的他已经拿不出一桌像样的鱼翅席。1947年入冬后，他肾病加剧，全身浮肿，被送进马大夫医院，诊断为尿毒症。他最后几日几乎无法言语，旧日那些熙熙攘攘的门客一个也不在床边。
农历11月20日，载振咽下最后一口气。丧事由几个还念旧情的庆王府老管家勉强操办，用了一口黑漆杉木棺材，停灵在浙江义园，前来吊唁者稀稀落落，随后草草葬于北仓公墓。
这家伙，一辈子也是个贾宝玉，“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