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5岁的章含之与女儿洪晃合影，母女同框尽显出众容貌与不凡气质，令人印象深刻
1973年3月，北京，章含之走进外交部亚洲司。她没有带着“毛泽东英文老师”的光环去报到，也没有以外交部长夫人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而是从具体工作做起，逐步熟悉外交系统的节奏。
这一转折，常被后来的故事讲得过于传奇。其实，章含之能够进入外事领域，最扎实的基础仍是多年英语教育和教学训练。1960年，她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部毕业，之后留在学校任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外语人才远不只是课堂里的教师，更是国家开展对外交流时不可缺少的专业力量。
语言工作看似安静，实际要求很高。翻译者既要准确理解对方的意思，又要掌握外交场合的分寸；一句话的轻重缓急，往往关系到谈判气氛。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对外交流逐渐增多，能够承担教学、口译和文字工作的人员，具有特殊价值。

章含之与毛泽东的授课关系，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岁生日，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小范围宴请。章士钊作为毛泽东熟悉的湖南乡亲和老朋友，应邀参加，并带着章含之进入了这个场合。
关于当晚的细节，公开材料与个人回忆存在不同侧重，不能把所有转述都当作逐字记录。可以确认的是，毛泽东当时了解章含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的情况，随后提出向她学习英语。章含之回答得很直接：“可以。”
这次相遇的重要性，不在于几句对话有多引人注目，而在于它很快变成了固定安排。1964年元旦过后，章含之开始在每个星期日到中南海授课，前后持续半年多。身份由大学教师转为国家领导人的英语教师，既有熟人关系带来的进入机会，也有现实学习需求对专业能力的选择。

授课地点在中南海，面对的却不是普通课堂。教学内容、时间安排和具体方式，公开资料并没有留下足够完整的细节，因此不宜凭空铺陈。但这段经历至少说明，章含之的语言能力已经从学校教学场景，被纳入更重要的国家事务之中。
多年以后，人们谈起她，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段特殊经历上。实际上，授课只是她职业道路中的一个节点，并没有替代她原有的专业身份。进入外交部后，她先在亚洲司承担一般工作，随后担任副处长、副司长等职务。相关任职时间和具体分工，公开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她在外交系统中持续工作的事实是清楚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外交活动明显增多。中美关系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尼克松访华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外事往来，都对翻译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外交翻译不是简单地把词语换成另一种语言，还要处理礼仪、语境和政治含义。章含之曾参与有关外事翻译工作，部分回忆材料还提到她得到尼克松方面的肯定，具体原话和场合则需要以可靠出处进一步核对。

她在外交部的经历，说明一个道理：一次被看见，可能带来机会；能否留下来，取决于长期工作能力。假如只有特殊身份而缺少专业素养，便很难在复杂的外事流程中持续承担任务。章含之后来担任外交系统职务，靠的并非单一标签。
1973年，她与乔冠华结婚。乔冠华当时是中国外交领域的重要人物，两人的婚姻因年龄差和身份差异受到社会关注。对于公众而言，外交人物的家庭很容易被放进“身份是否匹配”的框架里观察，职业经历反而常常被婚姻话题遮住。
章含之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完全交给外界评判。她与乔冠华共同生活了十年，直到1983年9月乔冠华病逝。关于两人相处的许多细节，主要来自章含之后来的个人叙述，属于当事人的记忆与理解，应当与档案事实区分开来。

1980年夏天，章含之和女儿洪晃在北京留下了一张合影。那年章含之四十五岁，洪晃十九岁，正准备赴美国读书。照片之所以被反复提起，并不只因为母女形象，而是因为它把外交、教育和家庭三个侧面放在了同一个瞬间里。
洪晃后来走出了自己的生活道路，章含之则继续以文字、回忆和公共表达谈论那一代人的经历。她的身世问题，也曾出现过不同说法。对于“私生子”等表述，更适合按照她本人的口述来记录，不能在缺少旁证的情况下直接当作完整定论。
2008年1月26日，章含之在北京朝阳医院病逝，享年七十三岁。女儿洪晃和女婿杨小平陪伴在身边。她留下的经历，分布在大学讲台、中南海课堂、外交部办公室以及一个外交家庭之中，每个身份都有明确的时代背景，也都有不能相互替代的生活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