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正义又立功了。
原来,上官正义举报的河南邓州废品站残障人员是逃犯。
据上官正义透露,这名逃犯年龄在60岁左右,没有身份证,犯法后长期在外流浪。
事情的前因后果并不复杂,但背后的信息量极大。在我看来,这件事至少撕开了三个口子,每一个都值得我们细品。
一个逃犯,没有身份证,在一个村子里干了多年苦力,周围人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却没有人过问一句“他是谁”“他从哪来”。这本身就让人细思极恐。
我对此持保留态度——当地真的完全不知情吗?上官正义在举报中提到,老板从2022年开始就在个人网络平台发布多条这名残障人员干苦力的视频。视频都发到网上了,当地怎么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有?
我的看法是,这暴露的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治理惰性。对于残障流浪人员这类“沉默的群体”,基层往往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只要不出事、不闹事,就当作没看见。
上官正义在河北保定调查类似案件时,涉事老板甚至当着警员的面声称“乡政府都知道”。这句话的信息量有多大,不需要我多说。
第二层:上官正义这个人的分量,远比我们想的要重。
说实话,这些年我看过太多“网红式打假”,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上官正义不一样。
80后,2007年因撞破未成年人卖花团伙而踏上打拐之路。19年间,他协助警方解救了超过400名被拐儿童,摧毁数十个犯罪团伙;解救被拐儿童130余名、传销人员2000多人,扳倒数十家问题医院。
有人悬赏2000万要他的命,有人说他是英雄,还有人质疑他打拐只是人设、最终目的是直播带货。
我认为,这些争议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一个正常的社會里,做正确的事本不该这么难。上官正义之所以一次次成为焦点,是因为他在做本该由公权力去做的事——寻找那些被遗忘的人,曝光那些被掩盖的罪恶。
我倾向于判断:上官正义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个“打拐志愿者”的身份。他实际上成了这个社会底层弱势群体最后一道“声带”——当这些人无法为自己发声时,他替他们喊了出来。
第三层:这不是孤例,而是一张巨大的网。
请注意,这已经是上官正义在短时间内曝光的第几起类似案件了?
6月初,河北保定清苑区一家水泥经销店,一名残障老人被奴役长达20年,每天徒手搬运20多吨水泥,没有工资,老板甚至扬言“死了就埋了”。
6月21日,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家废品收购站,一名残障人员流浪至此务工约十年,住在与家禽同处的铁皮箱里。
7月11日,河北邯郸临漳县一处牛场,又一名身份不明的残障人士被人长期当作苦力使用。7月14日,邓州张村镇一处养牛场,又有两名身份不明的残障人员被上官正义举报。
这不是偶然。这是一张覆盖多地的、以残障流浪人员为“免费劳动力”的地下网络。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身份不明、无法正常沟通、没有家人寻找、彻底被社会遗忘。在有些人眼里,他们不是人,是“永远不会开口的工具”。
我的看法非常明确:如果每次都是靠一个民间志愿者去发现、去举报、去推动,那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一定是出了大问题。上官正义再能跑、再能查,他也只有一个人、两条腿。而这张网有多大,恐怕远超我们的想象。
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极深。
上官正义在视频中提到,他到现场看到那名残障大叔时,连说了三句:“对不起,我来晚了。”
这句话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个用命在暗访、被人悬赏2000万要命的人,面对一个被奴役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残障老人,第一反应不是“我又立功了”,而是“我来晚了”。
对比一下某些基层干部的态度——上官正义在另一起案件中曝光残障人员被虐待后,竟被当地领导说成是“博流量”。
我认为这种反差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有人把曝光罪恶当成“博流量”,有人把救人于水火当成“我来晚了”。谁在真正做事,一目了然。
最后浅谈几点。
这件事的结果目前看是积极的:逃犯被确认,老板被刑拘,残障人员被安置。但我并不觉得可以松一口气。
一个逃犯能在一个村子里隐藏多年而不被发现,一个残障人员能被当作免费劳动力使唤多年而无人过问——这中间缺失的环节太多了。户籍管理、基层排查、民政救助、残联关注……每一个环节但凡有一个在正常运转,这件事都不会拖到今天。
我认为,上官正义的每一次举报,都是给我们的基层治理体系敲的一次警钟。警钟不能只响一次就停。如果下一次,没有上官正义呢?
那些被遗忘在水泥店、废品站、牛场、羊圈里的“沉默的人”,谁来替他们喊一声“救命”?
这个问题,不该由上官正义一个人来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