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牵头起义的卢汉没当上省主席，当场愣住。陈赓上前低声解释，卢汉听后瞬间红了眼眶：“这安排，我服气！”
真正摆在卢汉面前的，并不是一把椅子，而是云南今后还会不会重新陷入动荡。1950年3月，新的人事安排公布：陈赓担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卢汉担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名字都很重要，可分工已经完全不同。
卢汉心里出现落差，并不奇怪。1945年底起，他便担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后来又兼任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地方官员见惯了他发号施令，军队也长期受他节制。1949年12月9日，又是他在昆明宣布起义，带动所属部队和大批地方机构脱离国民党阵营。
在不少人的旧观念里，立了这样的大功，最自然的安排似乎就是继续主持省政府。卢汉大概也曾这样想过。可云南的局面，早已不是换一块门牌、留一套班子就能平稳过渡那么简单。
12月9日的通电，只是打开了和平解放的大门，并不等于战事当晚就全部结束。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拒绝响应，随后向昆明反扑。城内的起义部队、地下党组织和群众协力守城，滇桂黔边纵队也在外围牵制敌军，一场昆明保卫战随即展开。
敌军受挫后退往滇南，企图依托蒙自、开远一带继续顽抗，并寻找逃往境外的机会。解放军迅速调整部署，从不同方向切断公路、机场和边境通道。1950年2月19日，滇南战役结束，云南全境解放才真正有了坚实基础。
第二天，陈赓、宋任穷率部进入昆明。2月24日，陈赓在干部会议上宣布云南全省解放，中共云南省委正式成立。3月4日，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始工作。到了3月24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和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正式就职，新的治理架构由此落地。
这几个月的经历说明，云南当时最缺的不是一位熟悉旧机关的省主席，而是一套能够把军事接管、地方建政、经济恢复、治安整顿和部队整编同时推进的新机制。陈赓率第四兵团进入云南，对战场情况、部队部署和接管任务都很熟悉，由他主持省政府，便于把党政军工作迅速衔接起来。
卢汉的价值，则在另一个方向。他在云南任职多年，与旧军官、地方人士和各界代表有广泛联系。大批起义官兵如何安置，原有人员怎样转入新的工作岗位，一些尚有顾虑的人如何放下戒心，这些事光靠命令压不下去，需要有人出面沟通。
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正适合发挥这种作用。它不是把卢汉晾在一边，也不是让他保留过去那种个人包揽军政的权力，而是让他站在团结各方、协助过渡的位置上。职位变了，责任并没有变轻，只是从直接管一省，转向帮助一省平稳完成转身。
陈赓向卢汉解释的关键，想来也正在这里：云南已经进入新的时代，不能再照旧式地方实力派的办法治理。过去，军权、行政权和地方关系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今，各项工作必须有明确分工，还要接受统一领导。
这番话并不轻。对卢汉来说，它意味着自己亲手结束的不只是国民党在云南的统治，也包括自己多年形成的执政方式。若只盯着“省主席”三个字，当然会觉得失落；可把昆明保卫战、滇南战役和数万人员的去向放在一起看，就会明白这不是冷落，而是更稳妥的安排。
卢汉后来确实用行动证明，他接受的不是一句安慰。他配合处理起义部队整编和人员安置，协助团结地方各界，也利用自己原有的影响力稳定人心。许多过去跟随他的军政人员，因为看到他的态度，对新的社会秩序少了疑虑。
他的工作范围也没有被限制在云南。此后，卢汉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又出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55年，他加入民革，还获得一级解放勋章。
从这些后续安排看，对卢汉的肯定并没有停留在一张奖状或一句表扬上。他从一个掌握地方军政权力的旧式将领，逐步转为参与国家事务的爱国民主人士。离开原来的权力中心后，他反而走出了更宽的一条路。
这段往事最值得琢磨的，也不是卢汉有没有受委屈，而是新旧交替时怎样处理功劳、能力和现实需要。起义有功，当然应当尊重；可尊重不等于把原来的职位和权力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更不能把治理一省当作对个人的奖赏。
陈赓主持省政府，是为了解决云南眼前最急的接管和建设问题；卢汉主持军政委员会，是为了发挥他的声望和联系，帮助各方顺利走过过渡期。两个人不是争一个位置，而是在不同位置上共同稳住云南。
卢汉最后能说出“这安排，我服气”，服的不是陈赓个人，更不是一个好听的职务名称。他真正服气的，是这套安排没有抹去他的功劳，也没有迁就旧的权力习惯，而是把云南的安定和百姓的生活放在了个人得失前面。
一个人能在掌权多年后放下旧位置，不容易；一个新政权能在接管时既坚持原则，又照顾起义人员的尊严，同样不容易。云南能够较快走出战乱阴影，靠的正是这种分寸：该改变的坚决改变，该团结的尽力团结，该承担责任的人，也都被放到了合适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