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极少出席同志追悼会，他曾考虑自身最高领导人身份，到场容易冲淡逝者本身、有喧宾夺主之嫌，因此大多只送花圈、发唁电、撰文悼念。建国后完整出席追悼大会：仅有 1972 年陈毅追悼会，仅此一例

1972年1月10日下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追悼大会原定三点举行。

临近开会，毛主席忽然决定前往。周恩来接到消息后，马上扩大通知范围，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宋庆龄、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方面的有关人士，都被迅速通知。

原本规模有限的一场治丧活动，因为一个人的到场，几乎在一两个小时内换了分量。

这正是陈毅追悼会最值得细看的地方。

毛主席并非不悼念逝世的同志。任弼时去世时，他亲视含殓；罗荣桓去世后，他参加遗体告别；对其他老同志，他也常以送花圈、发唁电、撰写悼文等方式表达哀悼。

可若把范围严格限定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同志个人的正式追悼大会，毛主席从头到尾完整出席，公开资料中只有陈毅这一次。

这种选择并不难理解
最高领导人出现在追悼现场，镜头、名单、站位、报道规格都会随之改变。

人们本来是来送别逝者，注意力却可能转向领袖本人。
毛主席长期采取较为克制的悼念方式，实际避免的正是这种结果。可陈毅逝世后，他为什么又打破了这一惯例？

答案不能只落在私人感情上。
陈毅与毛主席有几十年革命交往，这当然重要，但1972年的追悼会还压着另一层分量。


陈毅去世后，悼词怎样写，便成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若沿用过去的批判语言，等于在人死之后继续给旧结论盖章；若立刻作全面翻转，又超出了当时尚未完成的政治调整。

毛主席审阅悼词时，主张追悼会上不要展开功过争论。这个处理看上去克制，实际先拿掉了继续伤害陈毅的刀口，使悼词能够集中肯定他对党、军队和国家的贡献。

可一份悼词毕竟还是文字。
毛主席亲自来到八宝山，才把这种有限调整变成人人看得见的政治动作。周恩来随即扩大参会范围，宋庆龄、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以及大批党政军负责人赶来，最终有一千五百多人出席。

李德生主持大会，周恩来致悼词。
谁来主持，谁来致悼词，谁站在第一排，都在告诉现场的人：陈毅的身后位置，已经不能再按照此前受批判者的尺度处理。

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的一次出席，比普通礼仪更有力量。

当时许多干部问题还没有进入稳定的纠正程序，文件可以含蓄，会议可以暂缓，各方面却会直接观察最高领导人的态度。

毛主席坐在追悼会现场，相当于把陈毅重新放回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公开位置。它没有完成全面平反，却使旧有评价失去了继续维持的空间。

追悼会前，毛主席同陈毅家属谈话时还提到邓小平，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同刘少奇不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立刻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推动这一信息传递出去。

几个月后，邓小平再次致信毛主席，随后逐步恢复工作。
不能把邓小平复出简单归结为八宝山的一次谈话，但这句话确实让一个仍在等待中的干部重新进入了最高层的视野。

于是，一场为逝者举行的追悼会，影响了活着的人。
陈毅已经无法重返岗位，毛主席的到场也不能收回他此前承受的批判、疾病和隔绝。可陈毅身后获得的公开肯定，让其他受冲击的老干部看见，过去几年形成的结论并非永远不能改变。

周恩来则把现场出现的缝隙，迅速转成通知、报道和后续人事工作的空间。

这场追悼会的价值，正在它的有限之中。
它没有让所有问题当场翻转，没有让所有受冲击者立即复出，也没有把已经发生的伤害抹掉。它只完成了一件十分具体的事：在陈毅离世之后，公开终止了继续贬低他的势头，并把重新评价老干部的可能性摆到全国面前。

大厅里，人们面对陈毅遗像默哀。

那一天，毛主席完整参加了一场同志的追悼大会，此后再无第二例。人们记住的往往是这次破例本身，可更沉重的地方在于，陈毅没有等到这份肯定来到自己面前。

门终于开了一道缝，先走过去的，却是后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