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和平起义的通电上，李默庵的名字排在领衔者之中，可真正签字那一刻，他根本不在长沙城——人在香港。这不是临阵脱逃，而是一场被逼出来的"让子"。
1948年秋起，李默庵以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的身份，在常德握有实际兵权，帮程潜做了大量筹备：保荐刘嘉树任绥署参谋长，争取陈明仁部调防长沙，发起湖南各界大团结活动抵御桂系染指。白崇禧把他视为眼中钉，1949年4月移驻长沙后，李默庵的每一步都被盯着。更要命的是，他同陈明仁在人事和起义后安排上分歧严重，矛盾不可调和。
为不影响大局，他1949年6月底出走香港；7月中旬乔冠华请他回湘组织起义，他回到长沙，却发现程潜被白崇禧挟持无法深谈，陈明仁为掩饰起义意图对他不假辞色。他再次离开，8月4日起义通电发出时，他位列领衔者之一，却未能实地参与。
在我看来，李默庵才是这盘棋上最被低估的"弃子"：他前半程替程潜扛住桂系、稳住底盘、铺平陈明仁调湘的路；后半程用"消失"把白崇禧的注意力从长沙引开，让程、陈得以轻装完成通电。可历史课本里，人们只记得程潜和陈明仁的照片，没人记得这个连"到场"资格都被博弈吞掉的人。
程潜后来感慨："李默庵没有辜负我们。"那我想反问一句——当一个人在历史转折里主动选择"不在场"，他算不算同样改变了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