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女红军谢飞，曾担任刘少奇机要秘书，也是他曾经的伴侣。离婚之后，她选择独自走完余生，终身未婚。2013 年 2 月 14 日，这位历经风雨的革命前辈在北京逝世，享年 101 岁

1936年春，天津法租界一幢有前后门的小楼里，住进了一对“周教授夫妇”。
男人以教授身份活动，女人负责日常接待，也经手文件、交通和联络。

楼里来往的人不多，出入却各有路线。
这里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一处秘密机关。“周教授”是刘少奇，“周太太”是谢飞。到天津之前，谢飞已经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她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辗转香港、南洋和福建，进入中央苏区后，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秘书。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她随队出发，走到陕北。1935年末，她与刘少奇结婚。

第二年，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恢复和整顿北方局，谢飞同行，担任秘书。
北方局此前多次遭到破坏，许多关系需要重新接续，工作方式也要从容易暴露的公开行动转向更隐蔽、更分散的组织活动。

天津街头有日本势力的活动，也有国民党警察和特务的搜查。
秘密机关若只住着几个身份含混的男子，很容易惹人注意；一户普通人家，买菜、收信、迎送客人，许多动作都有了日常生活的外壳。

谢飞熟悉保密规则，也知道什么人该从哪扇门进，什么文件不能在屋里久留。
她处理文件和联络，安排机关生活，来人坐下说几句话，离开时不留下多余痕迹。北方局的工作由一整套组织系统推动，这座小楼只是其中一处节点。
谢飞守住的，是节点上最琐碎、也最容易露出破绽的部分。

抗战全面爆发后，人的去向随着战局改变。
刘少奇转赴华中，谢飞也接受新的学习和工作安排。1940年前后，她奉命渡江执行任务。江面封锁越来越严，日军“扫荡”接连展开，皖南局势又骤然恶化。她留在江南，没能回到江北。

两人的工作区域从此分开。
一个在华中承担领导工作，一个转入苏南和浙东，通信、交通和见面都受战争控制。婚姻在这种长期分离中结束。没有一场公开的争吵，也没有留下可供渲染的告别场面。

人被组织任务推向不同方向，生活也随之断开。
谢飞没有回到刘少奇身边，也没有停在原来的秘书岗位上。
1943年，她来到浙东，主持干部训练班。每期约六十人，学员来自不同地区，有人做过地下工作，有人刚从地方武装中成长起来。

课程、纪律、组织方法都要重新统一。
她把自己在苏区、长征和延安积累的经验，一项项交给这些基层干部。

到1945年，谢飞担任余上县委书记，并兼任地方抗日武装政治委员。那支队伍最初只有二百余人，一挺轻机枪。

周围有日军、伪军，也有国民党顽固派武装。
兵少，枪少，后方也不稳，队伍能不能站住，往往取决于纪律、群众关系和基层组织。谢飞跟着部队转移，抓训练，管政治工作，也参与地方作战。

群众叫她“谢团长”，这个称呼就在那段日子里传开。

抗战胜利后，浙东部队奉命北撤。
人员要分批登船，渡口需要警戒，地方干部和非战斗人员也要安排转移。谢飞参与组织撤离，把一批人送上船，再把留下的工作交接出去。

她早年在小楼里接送文件，后来在渡口接送队伍，环境变了，手里的任务也变了。

新中国成立后，谢飞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法律，随后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工作，担任副校长等职。
她开始接触教材、课程和干部培养。
战争年代靠经验处理的许多问题，如今要变成制度、课堂和成批训练出来的干部。

多年后，已经结束的婚姻又一次影响了她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中，谢飞因过去与刘少奇共同生活、共同工作而受到株连，蒙冤入狱。那段关系没有给她保留任何特殊位置，却在政治风浪中成了追查她的线索。

恢复工作后，她继续参加公安政法教育和政协事务。
她没有再婚，晚年有养子谢冰陪伴。2013年2月14日，谢飞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天津小楼的前后门早已沉入旧城记忆。

浙东训练班里的学员、余上那支只有一挺轻机枪的队伍，也各自走进后来的岁月。谢飞的一生没有停在那段婚姻结束的地方。
她从小楼走到渡口，又从渡口走进课堂，脚步一直没有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