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国内经济面临严峻考验，甘肃多地群众的基本生活陷入困境。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的钱瑛，奉命带队奔赴当地核查民生实情。
1960年11月23日，一封标着“特急”的电报从张掖发出。
电报没有绕弯子，写的都是最紧迫的事：不少农村群众每天只能分到四两口粮，少数地方甚至只有二三两；有的公共食堂一天只开一顿饭，有的已经停了灶。这里用的还是一斤十六两的旧秤。
起草这封电报的人是钱瑛。那年10月，她刚从内务部回到中央监察委员会，担任专职副书记。11月初，她带着三十多人的中央工作组赶赴甘肃。成员来自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和农村工作部门，任务很明确：摸清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的真实情况。
工作组先在兰州听取汇报。11月3日，队伍分成两路，一路去定西，钱瑛和王昭带着另一部分人向河西走廊进发。
到了张掖，人员再次分组。调查范围铺开到张掖、临泽、民乐、高台、民勤、山丹、武威等地。这样安排不是为了扩大声势，而是避免只看一个地方、只听一种声音，最后被表面情况带偏。

钱瑛没有把报表当成结论，也没有只沿着安排好的路线走。她坐着四面漏风的吉普车，往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跑。到了基层，她住进大队部，去公共食堂看锅里有什么，问群众一天吃几顿，每顿能分到多少。
她还走进社员家中，看粮袋，看灶台，再找生产队干部核对粮食产量、征购数量和实际供应情况。
有些话，在正式汇报会上听不到。群众见到工作组，开始时也未必敢把困难全说出来。钱瑛便把问题问得很细：现有粮食还能支撑几天，孩子一天能吃多少，食堂多久没有正常开火，村里有多少人出现浮肿。
一个人的回答可能存在偏差，多问几家，再拿食堂账目、库存数量和干部说明相互对照，情况就逐渐清楚了。
经过二十天调查，三个小组把材料汇总到一起。眼前的问题已经不能再用“暂时紧张”来解释。张掖一些地方口粮严重不足，浮肿和死亡现象突出；前往定西的一组人，也发现了类似困难。
更麻烦的是，部分地方干部担心承担责任，不愿把问题如实向上反映。一件严重的事情，经过一级级汇报，数字可能越来越小，语气也越来越轻。到了上级手中，群众面临的生存困难，很可能只剩下“供应有些紧张”几个字。
钱瑛没有继续等待，也没有把时间耗在修饰措辞上。
11月23日，她在张掖口述电报，由秘书记录整理，随后亲自逐句修改，以特急形式报送中央和西北局。她在电报中明确判断，张掖的问题已经超出当地独自解决的能力。

11月24日晚上，在离开张掖前，钱瑛召集当地负责干部谈话。她没有只围绕责任追究打转，而是把群众生活和抢救生命放在前面。
她告诉当地干部，困难必须承认，也会得到上级帮助。承认问题不是丢脸，继续遮掩才会耽误救人。到了这一步，工作组的任务已经从“查清情况”，转向推动问题尽快解决。
随后汇总的情况表明，甘肃除兰州市外的四十五个县市中，有七个县市严重缺粮，涉及人口约一百五十四万。困难较重的地方，包括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和张掖市。
这已经不是个别村庄、个别食堂的问题，而是需要统一调度粮食和干部力量的民生难题。
12月2日至5日，西北局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甘肃的困难。会议提出，要尽快抢救生命，安排好群众生活，让浮肿和死亡现象停止下来，并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扭转被动局面。
粮食调拨随即启动。
在全国粮食供应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中央决定从各地抽调五亿斤粮食支援甘肃，后来逐步增加到八亿斤。由于张掖困难突出，先安排三亿斤粮食救急。按照当时的方案，灾区群众的口粮先按每人每天六两的旧秤标准安排，次年春天再视情况增加。
粮食运来，并不意味着问题自然解决。粮食怎样分配，哪些地方最急，基层是否照实发放，都需要人去盯、去查、去落实。
会议结束后，中央工作组、西北局工作组和甘肃当地干部组成多个地区工作组，分赴张掖、武威、酒泉、定西、天水、平凉、甘南、临夏等地。
会议一层层开到县、公社和生产大队。目的不是重复念文件，而是把救助办法讲清楚，让粮食能够真正送到缺粮群众手中，同时纠正隐瞒情况、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
12月中旬，相关方面又提出更具体的措施，包括停止继续征购粮食入库，抓紧副食品生产，适当增加社员自留地，改善群众口粮供应。
进入1961年后，甘肃的领导力量得到调整。2月24日，中央又决定从河北、江苏、浙江抽调二十二名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到甘肃工作。粮食支援、生产自救、补充干部和改进作风，被放在同一条线上推进。
后来，当地群众把调来的粮食称为“救命粮”，把那次会议称为“救命会”，也有人称钱瑛为“救命人”。

钱瑛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没有隔着文件判断现实，也没有把调查变成一次走过场的检查。她把群众被压低的声音，送到了能够作出决定的地方，又推动粮食、干部和具体措施迅速落地。
真正负责任的工作，从来不是让数字显得好看，而是敢于承认问题，及时纠正偏差，把普通人的基本生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