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聪做了皇帝以后，虽然没有解决好继承人问题，但是国家的大方向大目标还是很清晰的，那就是彻底灭掉晋朝，取而代之。
公元310年秋天，平阳城里的皇位刚刚换了主人，洛阳的危险也跟着加重了。
刘渊病逝后，太子刘和继位，可这场交接只维持了几天。刘和听信身边人的挑动，准备削掉几位兄弟的兵权，结果反被刘聪攻入宫城。刘和被杀，刘聪登基，汉国表面恢复了秩序，内部却埋下了另一颗雷。
刘聪把弟弟刘乂立为皇太弟，等于公开承诺将来由弟弟接班；同时，他又把儿子刘粲封为河内王，让刘粲继续掌管中外军队。名分给了弟弟，兵权却交给儿子。这个安排看似两边照顾，实际上谁也没有真正放心。
不过，继承问题再麻烦，也没有让刘聪改变对外方向。他很清楚，汉国若只守着平阳和并州南部，始终只是夹在群雄之间的一股力量。想要真正取代西晋，就必须打掉洛阳这个政治中心，让晋朝失去号令天下的招牌。
刘聪并不是第一次盯上洛阳。公元309年，汉军已经两次向洛阳方向进兵，一次在宜阳遭到夜袭，一次因粮草不济、守军反击而撤退。两次失利没有让他放弃，反而让汉国看明白了一件事：洛阳不是靠一次猛攻就能拿下的，必须先削弱它的外围。
到了公元310年十月，刘聪再次出兵。刘粲、刘曜和王弥带领四万人向洛阳推进，石勒另率两万骑兵，在大阳与刘粲会合。汉军在渑池击败晋朝监军裴邈，随即进入洛川，京城西面的压力骤然增大。
但这六万人并没有全部堆到洛阳城下。刘粲从轩辕关方向进入梁、陈、汝、颍一带，沿途冲击州县；石勒则从成皋关出兵，转向陈留一线。他围攻仓垣时被太守王赞击退，只能退到文石津。
这次行动更像一张逐渐收紧的网。汉军的目的不只是攻打一座城，还要破坏洛阳周围的粮道，阻断地方援军，让京师在饥饿和恐慌中慢慢失去支撑。
刘聪敢这样用兵，是因为他已经看出西晋最大的弱点。洛阳并非完全没有军队，地方上也并非无人愿意抵抗，真正致命的是各路力量互不信任。谁都怕自己一动，身后的地盘就会被别人夺走。
并州刺史刘琨的处境，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刘琨守在晋阳，南面要面对汉军，北面又有铁弗刘虎和白部鲜卑。他手里的兵力有限，只能一边收拢流民、恢复城镇，一边寻找外援。
刘琨最后把目光投向了拓跋鲜卑首领拓跋猗卢。他送去厚礼，又把姿态放得很低。拓跋猗卢答应出兵，派拓跋郁律率两万骑兵协助晋军。双方击破刘虎和白部鲜卑后，刘琨与拓跋猗卢结为兄弟。
为了稳住这支援军，刘琨又上表请求封拓跋猗卢为大单于、代公，并把代郡作为封地。这笔交易很快引起幽州刺史王浚不满。代郡原本属于幽州，王浚认为刘琨拿自己的地盘送人情，于是派兵攻打拓跋猗卢，结果反被击败。
从此以后，王浚和刘琨之间有了裂痕。晋朝北方本来就缺少可用之兵，两位重要将领却先因地盘问题结了怨。汉军还没有打来，晋朝内部已经有人开始互相提防。
拓跋猗卢随后又提出，要取得陉岭以北的土地。刘琨心里未必愿意，可他还需要这支骑兵保护并州，只能把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县的百姓迁往岭南，再把岭北交出去。
刘琨换来了一个强援，也让拓跋鲜卑的实力进一步扩大。这就是乱世结盟的代价。弱的一方看似找到了帮手，实际上也在一点点交出土地和主动权。
汉军压向洛阳时，刘琨认为反击的机会来了。他请拓跋猗卢准备兵马，又派人联系太傅司马越，希望朝廷军队与并州、拓跋骑兵同时出动，从侧后方向牵制刘聪和石勒。

此时的洛阳已经陷入饥荒。朝廷不断向各州发出紧急文书，晋怀帝甚至让使者转告各地将领，现在赶来还来得及，再迟就无法挽救。可真正抵达京师的援军少得可怜。
有的援军走到半路就被击败，有的听说前方失利便自行退回。洛阳名义上仍是西晋都城，实际上已经像一座被各地遗忘的孤城，只能眼看着粮食越来越少，守城力量越来越薄。
更大的变化出现在十一月。司马越穿上军装入宫，请求率军出城，一面讨伐石勒，一面控制兖州、豫州。晋怀帝明确表示，京城人心不稳，朝廷全靠司马越支撑，他若离开，洛阳的根本就会被掏空。
司马越还是走了。他带着四万甲士向许昌方向进发，把裴妃、长子司马毗留在洛阳，又留下李恽、何伦负责守卫，任命潘滔总管留守事务。
看上去安排齐全，可朝中有名望的官员、能打仗的将领和精锐士卒，大多被司马越带进了行台。洛阳留下了一套官职，却没有留下足够的人手，更没有能够扭转局面的军队。
于是，汉军还没有正式攻破城门，京师最有战斗力的人已经先离开了。城中粮食越来越少，宫殿里不断有人饿死，官署为了防备盗贼，只能挖沟筑障，各自守着一小块地方。
刘聪这一轮进攻没有在公元310年直接拿下洛阳，却把西晋的虚弱彻底暴露出来。到了公元311年，司马越病死，他带出的主力又在宁平城附近被石勒击溃。几个月后，汉军再次进入洛阳，晋怀帝被俘。
公元316年，长安失守，西晋最终灭亡。刘聪登基时定下的灭晋方向，经过数年推进，终于变成了现实，只是他自己留下的继承矛盾，也在后来迅速反噬了汉国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