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中央派了六位高手保护他的安全，就是著名的“一虎二龙三鼠”，其实，另外还有一位高手，名叫蒋泽民。
1945年8月28日下午，一架飞机缓缓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舱门刚打开，记者、各界人士和接待人员便涌了上来。现场看着热闹，负责警卫的人却无暇欣赏。他们盯着人群，留意靠近者的动作，还要观察周围停放的车辆，判断有没有可疑人员混在其中。
这不是普通的迎接，而是一场持续四十多天的安全考验刚刚开始。
此前，蒋介石在8月14日、20日和23日三次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内大事。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接受邀请。赴渝能够争取政治主动，也能向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但安全风险同样不能低估。
重庆当时是国民党统治中心，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活动频繁。毛泽东来到这里，不可能只待在一个房间里。他要参加谈判，要会见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中外记者，还要在红岩村、桂园等地点之间来回活动。
行程一变，警卫安排也得跟着变。哪辆车先走，经过什么路口，哪里方便进出，出现拥挤后怎样迅速离开，都要提前考虑。真正困难的不是守住一扇门，而是在不影响正常活动的情况下，及时发现那些还没有暴露出来的危险。
周恩来早在毛泽东抵达前，就要求重庆办事处做好准备。从住房、饮食到车辆、路线，每个环节都要有人负责。桂园地处市区，便于办公和会客；红岩村依托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更适合安排住宿和内部警戒。
一套内外配合的保护办法由此形成。有人贴身跟随，有人守住门口，有人检查道路和车辆，还有人照料生活、传递消息。后来被人们熟知的“一虎二龙三鼠”，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六名警卫骨干。
“一虎”是龙飞虎。
他长期负责警卫工作，性格果断，观察细致。周恩来曾称赞他像一只“摧不垮的老虎”，这个绰号也就慢慢传开了。重庆谈判期间，他和陈龙经常守在毛泽东住处外间，夜里不敢真正睡熟。
看上去，两个人有时靠在一旁休息，实际上手边始终放着武器。门外传来脚步，窗边出现响动，他们马上就会警觉起来。连续熬上几天，对他们来说并不稀奇，越是平静的时候，越不能放松。
“二龙”中的陈龙，原名刘汉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担任重要职务。他不但经历过战场，也熟悉侦察、警戒和情报工作。组织上安排他参与保护毛泽东，看重的不只是他的身手，更是他在复杂环境中辨别危险的能力。
谈判期间，陈龙还通过已有的情报关系了解敌特动向。一旦发现重要线索，他便立即报告周恩来，再由组织统一处理。他不会轻易打草惊蛇，而是先判断消息是否可靠，再决定加强哪一处警戒。
另一位“龙”是颜太龙。他从延安随毛泽东来到重庆，负责贴身和出行安全。重庆道路坡陡弯急，车辆行驶条件复杂，路上稍有意外，就可能打乱整个安排。
因此，每次出门前，车辆状况、司机状态和行驶路线都不能马虎。颜太龙既要注意身边人员，也要观察沿途情况。对警卫工作来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检查，往往比临场处置更重要。
“三鼠”是齐吉树、舒光才和戚继恕。
这个称呼与三人姓名最后一个字的读音有关，也带有行动灵活、观察敏锐的意思。齐吉树主要负责毛泽东的生活照料，舒光才和戚继恕则更多承担随行、守卫和外围警戒任务。
当时需要防范的手段，不只有枪击和暗杀，还包括投毒、制造交通事故等。因此，饭菜从采购、制作到端上桌，都尽量由可靠人员经手。会客时，警卫不能一直站在客人面前，却要留意房间入口、楼梯和周围人群。
然而，这支队伍并不只有六个人。
蒋泽民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员。他出生于辽宁黑山，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义勇军，后来进入东北抗日联军工作，还曾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他长期从事交通和保卫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抵达重庆时，蒋泽民原本担任周恩来的副官。为了加强警卫力量，他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在陈龙的安排下执行副官和警卫任务。
蒋泽民的长处，在于熟悉重庆的人员关系和工作环境。他既能陪同毛泽东参加活动，也能在办事处、住处、车辆和随行人员之间传递安排。警卫人员发现了异常，消息要迅速送到负责决策的人那里，中间不能出现脱节。
8月29日重庆谈判正式开始。10月10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双十协定》。从正式开谈到签署协定，共计43天。
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在机场留下的合影中，蒋泽民戴着礼帽站在毛泽东身后。他的位置并不显眼，目光却仍然留意着周围，这也是警卫人员最常见的状态。
我认为，这段历史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把七名警卫写成来去无踪的武林人物，而是看懂他们如何把个人本领变成一套严密的工作。龙飞虎敢守，陈龙善于判断情报，颜太龙重视出行细节，“三鼠”补住生活和外围环节，蒋泽民负责衔接内外。任何一个人单独行动，都无法承担如此复杂的任务。只有分工清楚、消息畅通、彼此信任，才能让风险一次次止步于尚未发生之时。真正高明的保护，不是等危险出现后再表现勇敢，而是提前堵住漏洞，让对方找不到可以下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