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皇执政时爆发安史之乱，原因挺多。前期他还算励精图治，可后期就飘了。他宠爱杨贵妃，为博美人欢心不惜劳民伤财，像“一骑红尘妃子笑”。而且他逐渐怠于政事，把朝政大权交给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李林甫排斥异己，杨国忠与安禄山矛盾激化。
公元756年夏，唐玄宗突然离开长安，带着皇族、近臣和护卫向蜀地撤退。这个曾经万国来朝的都城，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主人。走到马嵬驿，护驾将士先杀杨国忠，又逼迫皇帝处死杨贵妃。盛唐最耀眼的宫廷生活，到这里变成了一场仓促而狼狈的逃亡。
但长安失守不是从这一刻才开始。真正的裂缝，早在多年以前就已出现。玄宗前期重用姚崇、宋璟等人，整顿吏治，减少冗官，开元年间因此形成繁荣局面。也正因为天下安定太久，他晚年越来越相信大唐根基牢固，边将不敢反，地方更不会乱。
这种自信慢慢变成了松懈。玄宗减少亲自处理政务，把许多事情交给宰相和身边近臣。宫廷用度不断增加，杨氏家族也因杨贵妃受宠迅速显贵。后人用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诗句形容这一幕。诗虽然写于晚唐，却把宫廷享乐与民间负担之间的反差说得很直白。
问题还不只是花钱。李林甫长期掌权，最擅长揣摩皇帝心意。他表面和气，暗中排挤可能威胁自己的人，敢于直言的大臣逐渐远离朝廷中枢。朝堂看上去安稳，实际上言路已经堵塞。下面出了问题，传到皇帝耳边时，往往只剩经过筛选的说法。
与此同时，唐朝的军队也换了模样。早期府兵制逐渐衰落，中央越来越依靠长期驻守边疆的募兵。边军常年作战，训练充分；京城附近的部队却久未经战。节度使不仅带兵，还能影响地方财赋和行政事务，时间一长，士兵更熟悉自己的主帅，对遥远朝廷的服从反而弱了。
这种安排原本是为了应付漫长边境和频繁战争，短期内确实有效，可代价也很明显。精锐集中在边镇，中央缺少能够随时调用的强军；节度使一旦长期任职，军队、粮草和地方关系便容易围着个人运转。平时看不出危险，真正出事时，朝廷却很难迅速接管。
安禄山就是在这种格局中坐大的。他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掌握东北方向的大量精锐，又能频繁进京讨好玄宗。皇帝把他当成可靠边将，李林甫也曾利用他牵制朝中其他势力。朝廷原想让权臣和边帅互相制衡，结果却把太多权力压在少数几个人手里。
公元752年，李林甫去世，杨国忠掌握相权。他与安禄山互相猜忌，矛盾很快公开化。杨国忠不断向玄宗报告安禄山可能谋反，安禄山则把“清除杨国忠”当成起兵口号。玄宗既没有果断削去安禄山的兵权，也没有及时调整北方军力，只在信任和怀疑之间摇摆。
天宝十四载，也就是公元755年，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叛军依靠长期准备和骑兵优势迅速南下，河北不少地方来不及组织抵抗。告急文书刚送到长安时，玄宗还怀疑是有人故意诬告。等消息接连传来，朝廷才仓促调兵，可安禄山已经渡过黄河，直扑洛阳。
河北也并非无人抵抗。颜杲卿、颜真卿等地方官组织军民起兵，曾经牵制叛军后方。这说明唐朝并不是完全没有力量，而是中央反应太慢，各地又缺少统一调度。有人拼死守城，有人仓促逃散，局面越乱，叛军越容易利用时间差继续向前推进。
唐军原本还有挽回局面的机会。哥舒翰率军扼守潼关，叛军一时难以突破。可杨国忠担心哥舒翰拥兵自重，又错误判断前线形势，推动玄宗下令出关决战。公元756年，唐军在灵宝附近惨败，潼关随即失守。挡在长安前面的最后一道大门，就这样被朝廷自己的错误命令打开了。
玄宗逃离长安后，太子李亨没有继续跟随父亲进入蜀地，而是转向西北，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玄宗随后被尊为太上皇。此后，郭子仪、李光弼等人重新组织军队，唐军于757年收复长安和洛阳。可叛乱没有马上结束，因为河北仍在反复争夺，叛军内部也不断换人。
安禄山于757年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史思明后来夺取叛军大权，又在761年死于儿子史朝义之手。直到763年史朝义败亡，这场跨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战乱才告结束。它实际持续七年多，后世按照首尾年份，通常称为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
战争结束了，大唐却再也回不到从前。北方州县遭到反复破坏，百姓大量死亡或逃散，户籍、税收和漕运都受到重创。史书中登记人口的大幅下降，不能全部当成死亡人数，其中也包括流民失去登记、地方脱离控制等情况，但社会受到的破坏无疑十分严重。
为了尽快收拾残局，朝廷让部分投降的叛军将领继续控制原来的地盘，河朔藩镇因此长期坐大。中央需要地方军队，却又难以真正约束这些军队。唐朝此后仍延续了一百多年，可皇帝对许多地区的控制力已经明显下降，过去那种高度统一的盛唐气象很难再现。
在我看来，安史之乱最值得记住的，不只是唐玄宗宠爱杨贵妃，也不只是杨国忠和安禄山之间的争斗。更深的教训是，盛世外表之下，言路已经堵塞，军权已经失衡，皇帝又失去了及时纠错的能力。一个错误单独出现，未必能够毁掉整个局面；可当享乐、用人失察、权力失控和军事空虚连在一起，再强盛的王朝也可能突然失去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