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这一辈子有八个孩子，但是其中有一名孩子让张作霖非常厌恶，这个孩子1908年出生，是他原配夫人赵氏所生的次子张学铭，也是张学良的胞弟。
1931年11月8日深夜，天津海光寺附近突然枪声大作。两千多名受日本特务操纵的便衣队从日租界冲出，省政府、市政府、公安局和警察署都成了目标。商铺纷纷关门，街上行人四散。负责全城治安的年轻市长早有准备，保安队和警察迅速迎战，次日凌晨夺回多处失守地点。
这个站在天津风口浪尖上的人，就是二十出头的张学铭。很难想象，他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时，身后仍拖着一段灰暗的童年。张作霖对这个儿子长期冷淡，原因不是张学铭犯了错，而是一段混着梦境、旧怨和迷信的传闻。
张学铭生于1908年，字西卿，是张作霖原配夫人赵春桂所生的次子，与张学良一母同胞。他六岁左右失去母亲。张作霖常年忙于军政事务，家中人口又多，父子本就聚少离多，再加上心里的成见，张学铭很少得到父亲的亲近。
张家后来流传一种说法：张学铭出生时，守门人打了个盹，恍惚看见一名喇嘛走进内院。张作霖听完，想起早年处死过的喇嘛，便怀疑孩子是对方转世来“讨债”。这类传闻难以作为确凿证据，却反映出当时一些人对因果报应和鬼神之说的迷信。
一旦孩子被贴上“不祥”的标签，后面发生的任何小事，都可能被大人拿来对号入座。孩子哭闹，会被说成故意折腾；身体不好，也会被当作家宅不安的征兆。张学铭尚未懂事，就先背上了父亲的恐惧。
张学良的处境完全不同。他是长子，早早被放进继承人的位置，接触军政事务，也得到父亲更多关注。张学铭虽与他同母，却没有相同的成长环境。正因为如此，哥哥后来不仅是哥哥，还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管教和照顾弟弟的责任。
1927年6月16日，《盛京时报》刊登过张学良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信里没有炫耀家世，反而叮嘱张学铭在日本认真求学，不要染上旧式官僚和富家子弟的坏习气，将来应当做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情。几十年后，张学铭仍记得这份关照。
这封信也说明，张学铭早在1927年已经留学日本。1928年，他进入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学习，次年回国，在东北军中任职。1930年10月，他出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931年4月，又担任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年纪不大，接手的却是一座租界林立、各方势力交错的城市。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皇姑屯附近被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重伤后去世。父亲生前担心张学铭是来“讨债”的人，最后真正夺走他生命的，却是日本军人制造的爆炸。张学铭再也没有机会等到父亲改变态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势力准备把东北的混乱向华北延伸。张学铭与河北方面提前得到便衣队可能发动暴乱的消息，从11月1日起提前实行冬防，补充武器弹药，安排保安力量加强戒备。因此，11月8日晚枪声响起时，天津的守卫力量并没有被突然打散。
日本方面并未收手。11月26日晚，便衣队在日军机枪和炮火掩护下再次发动进攻，电话局、政府机关和公安机构都受到威胁。由于防线已经重新布置，第二轮进攻很快被击退。张学铭一生中最硬的一次考验，不是在大帅府里，而是在连续响枪的天津街头。
这两次交锋说明，张学铭并非只靠兄长和家世占据位置。他需要收集情报，协调省市力量，还要在租界限制和外交压力之下控制冲突规模。天津保安队的兵力和装备并不占绝对优势，却没有让便衣队达到搅乱全城、夺取机关的目的。
不过，守住街面并不等于赢下整场较量。日方随后不断增兵施压，国民政府为避免冲突继续扩大，于11月29日命令保安力量撤离天津。张学铭不久辞去市长职务，出国考察。表面上是一次职务变动，背后却是当时华北局势日益被动的缩影。
此后的张学铭并非一路光鲜。他辗转欧洲和香港，1943年曾在汪精卫政权军事委员会任职，这段经历也让他的人生评价变得复杂。抗战胜利后，他在东北方面担任参议职务。1949年后，他留在天津，先后从事园林管理和市政建设工作。
年轻时，他管理的是枪声不断的城市治安；到了中晚年，面对的则是公园、道路和城市工程。他后来担任天津市建设、市政工程部门的职务，也参加政协活动。身份变化很大，却没有再走父辈依靠军权维持地位的老路。
晚年的张学铭身体一直不好。1978年，他患有严重肝病，医生不赞成他参加会议，他仍拄着拐杖来到会场。比疾病更令他难受的，是与张学良长期分隔。1983年4月9日，张学铭因病去世，终年75岁，直到临终也没能再见到哥哥。
在我看来，张学铭的一生最值得琢磨的，不是那段真假难辨的喇嘛传闻，而是偏见怎样损伤亲情。张作霖能够判断战局、驾驭部下，却把未经证实的恐惧压在亲生儿子身上。后来张学铭在天津两次应对暴乱，已经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一个人的能力和品格，应由他真正做过的事情来判断，而不是由出生时的一句怪话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