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民，原名赵御垲，1932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17军政委、军长兼政委。1952年全国统一行政评级，被评为行政六级。
1952年评定行政级别时，赵健民已经离开野战军，站在西南交通建设的第一线。几年前，他还是带兵向贵州挺进的第17军负责人；转眼之间，手里的作战地图换成了铁路图纸。行政六级，记录的正是他从军队干部转入国家建设岗位后的身份和责任。
赵健民1912年出生在山东冠县赵梁堂村，原名赵御垲，也曾使用吴培强这个名字。家境普通，但父母重视读书，他在家乡完成基础学业后，又进入师范学校深造。1932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时，他20岁，也是在校期间走上了革命道路。
真正考验他的，并不是课堂里的理论，而是接连而来的组织危机。1933年前后，山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少负责人和党员被捕，原来的联络渠道几乎全部中断。济南城里还能继续工作的同志已经不多，年轻的赵健民被推到前面，承担起重新联络和恢复组织的任务。
他不能公开召集人员，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今天借教员身份见人，明天又要换个落脚处传递消息。为了找到失散的党员，他骑自行车、步行往返鲁西、鲁北和鲁中。有时线索只有一句话，到了地方还要反复试探，确认安全后才能接上关系。
1934年5月以后，赵健民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接下来的工作，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大场面，而是把已经断开的线重新接起来：恢复基层支部，寻找可靠的交通员，重建济南与各地之间的联系。山东党组织能够从低谷中逐渐恢复，与这段耐心而危险的奔走分不开。
1936年5月，山东省委重新建立，赵健民担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同年9月，他因叛徒出卖被捕。被押送时，他身上带有重要文件，为防止文件落入敌手，他设法将其毁掉。面对反复审讯和威逼，他没有交出组织名单，也没有供出同志。
全面抗战爆发后，赵健民于1937年获释。走出监狱没多久，他便回到鲁西北开展工作，担任鲁西特委书记，并进入当地抗日武装。这个变化来得很快：前一天还是被严密看守的囚徒，随后又要联络地方力量、组织群众，面对日伪军和复杂的地方环境。
抗战期间，他从地方组织工作转向军事指挥，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营长、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等职。鲁西北地势开阔，村庄和交通线容易受到袭扰，部队既要保存力量，又要寻找战机，还得保护根据地群众，指挥难度并不小。
赵健民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方式。他不把政治工作和打仗分开看。部队到一个地方，既要了解敌情，也要弄清群众缺粮、缺药和交通受阻的情况。能不能站稳脚跟，往往不只取决于一场战斗，还要看群众是否愿意传递消息、掩护伤员。
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又从根据地作战进入大兵团行动，参加鲁西南、睢杞、淮海等战役。1949年2月，第17军组建，赵健民任政治委员；同年8月，他又兼任军长。军长负责军事指挥，政委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他同时承担两项职责，说明当时对其综合能力的信任。
第17军随后向西南进军。部队从江西、湖南一路向贵州方向推进，山路多、距离远，后勤补给也很困难。进入贵州后，任务已经不只是追击残余部队，还包括接管地方、恢复秩序和宣传政策。赵健民兼任贵州省委常委，开始在军队工作与地方工作之间来回切换。
1950年2月以后，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后来又任铁道部副部长。战场上的经验被他带进施工组织：任务要分清，人员要调动，物资要及时到位，遇到问题不能只在会议上打转。当时西南百废待兴，设备、技术人员和建筑材料都很紧张。
1952年，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同年统一评定行政级别，赵健民被评为行政六级。这个等级不能简单理解为对某一场战役的奖励，它综合反映的是他的资历、职务和承担的责任。从地下斗争到部队指挥，再到西南交通建设，他已经跨过了几种完全不同的岗位。
此后，赵健民回到山东工作，担任过省委第三书记、省长等职，后来又到云南和中央部委任职。1978年以后，他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1981年，他主动提出退居二线，次年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9年正式离休。
2012年4月8日，赵健民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他留下的履历很长，但真正把这些经历串起来的，并不是职位高低，而是遇到空缺时敢接任务，环境变化后愿意重新学习。年轻时修复组织，战争中带兵，和平时期修铁路、管地方，他一直在解决眼前最实际的问题。
因此，理解赵健民的行政六级，不能只盯着“六级”两个字。它背后是一名干部从秘密交通线走到正规战场，又从军营走上建设岗位的完整过程。时代交给他的事情不断变化，他没有守着过去的功劳，而是一次次换位置、换办法，把该做的事情接着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