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准备长征时，做了一个决定：把七名女护士留下来，每人发8块银元，让她们留在根据地自谋生路。

1934年11月，河南罗山县何家冲的秋风吹得正紧。红二十五军两千九百多名将士整装待发，一场被后人称为"长征"的战略转移即将开始，可就在出发前夜，军医院的七名女护士接到了一道意外命令：就地留下，每人发八块银元，自谋生路。

八块银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够一个普通农户大半年的口粮，按说这是组织出于保护的好意，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长途奔袭枪林弹雨，带着几个十几岁的姑娘确实不方便，可谁也没想到这八块钱非但没把人留住，反倒被"啪"地一声摔在了地上。

带头摔银元的叫周少兰，也就是后来的周东屏，这个安徽六安姑娘十三岁就被人贩子拐走，是红军把她从火坑里救了出来，对她来说参加红军不是一份工作是家，你让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离开家，她能去哪儿？

不止周少兰一个，七个姑娘个个都是苦出身：戴觉敏一家十四口闹革命，长征前已经牺牲了十个；张桂香从小被卖给地主当丫头，一双小脚缠得变了形；余国清年纪最小，还是平板脚，走路都比别人费劲，剩下的曾纪兰、田喜兰、曹宗楷，要么是童养媳逃出来的，要么是父母双亡的孤儿。

说白了红军队伍就是她们的全部，留下，落在白匪手里横竖是个死，与其窝窝囊囊等死，不如跟着队伍拼一条活路。

可命令就是命令，负责传达的戴季英态度坚决，任凭姑娘们哭求也不肯松口，就在几近绝望的时候，远处传来了马蹄声，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走了过来。

七个姑娘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呼啦一下围了上去，你一言我一语，话说得急却句句在理：包扎换药我们会，抬担架熬药我们干，男同志能扛的我们也能扛，绝不给队伍拖后腿。

徐海东看着眼前这群孩子，大的十八九，小的才十五六，心里不是滋味，他当然知道路上有多苦，可他更清楚：把她们留下才是真的把她们推上了绝路，沉默半晌两位首长对视一眼，终于点了头。

就这么着这七个被战士们亲切称作"七仙女"的姑娘，跟着红二十五军踏上了万里征途，谁也没想到当初被担心"拖后腿"的七个人，后来成了全军最金贵的宝贝。

进入桐柏山区后，连续急行军把姑娘们的脚磨出了一串串血泡，特别是张桂香那双小脚，每走一步都钻心疼，可她们谁也没喊苦，还想出了个办法：把七个人的绑腿带接成一根长绳，大家系在一起走，谁走慢了旁边的人就拽一把，谁走不动了两边的人就架一下，就靠着这根绳子七个人死死绑在一起谁也没落下。

路上的艰苦远超想象，翻秦岭的时候大雪封山，她们把自己棉衣里的棉絮掏出来给重伤员裹伤口，自己冻得浑身打颤还蹲在雪地里给伤员搓手暖脚；粮食不够吃，她们把仅有的粮食让给伤病员，自己挖野菜剥树皮掺着米糠充饥；药品匮乏，余国清就漫山遍野找草药，凭着一手认药的本事救回了好几个发烧昏迷的年轻战士。

真正的考验发生在1934年12月的庾家河，敌军突然偷袭，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军长程子华双手被子弹打穿，副军长徐海东更惨，一颗子弹从左眼下方打进，从后颈穿出来，喉头被淤血和浓痰堵得严严实实，眼瞅着就喘不上气了。

医生站在旁边束手无策，这时候十七岁的周少兰站了出来，她二话不说俯下身，直接用嘴对着徐海东的喉咙，一口一口把血块和浓痰吸了出来，硬是把徐海东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接下来四天四夜，徐海东高烧昏迷，周少兰几乎没合过眼，寸步不离守在床边换药喂水，徐海东醒过来之后，看着熬得眼睛通红的周少兰，说了一句："没有你，我徐海东早就不在了，你以后就叫东屏吧，做我徐海东的屏障。"

这场生死经历，也让两颗年轻的心走到了一起，1935年10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在刘志丹等人的见证下，两人结为革命伴侣。

说到红二十五军，这绝对是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是几路红军里人数最少的一支，却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途中创建了唯一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更是长征结束时唯一一支人数不减反增的部队。

而这个奇迹的背后，离不开全体将士的浴血奋战，也离不开这七个姑娘的默默付出，近万里征途她们救治了成百上千的伤员，还兼任宣传员走村串户动员群众参军，很多熬不住的年轻战士，听着她们软乎乎的乡音，咬咬牙又站了起来。

可惜的是七个人没能一起走到终点，班长曾纪兰和护士曹宗楷，永远倒在了长征路上，最终抵达陕北的，只有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张桂香、田喜兰五个人。

红二十五军的奇迹，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是每一个不肯认输、不肯放弃的普通人，用信念拼出来的，信仰从来不分男女，只要认准了方向，再难的路，也能一步步走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