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为什么比苏联还让人后背发凉？有一件事可以说明。
 
19世纪的伦敦烟囱清扫行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使用年纪越小的孩子越好，三四岁就能上工。
 
因为烟囱窄，大人进不去。
 
这些孩子的膝盖和肘部每天被盐水泡到结出厚茧，这样爬的时候才不会磨破皮。
 
若爬得慢，工头会在底下点燃湿稻草，烟往上走，孩子在烟道里无处躲避，只能拼命往上爬。
 
有些孩子卡在半路上下不得，最后闷死在里面。
 
这不是个例，这是整个行业的标准操作。
 
维多利亚时期，这种标准操作到处都是。
 
火柴厂里女工和童工因为长期接触白磷，下巴骨头开始腐烂。
 
腐烂的程度深至骨头，在黑暗中会发出荧光，医学上称为磷毒性颌骨坏死，工人们称之为“零下巴”。
 
得了这个病基本就是等死，因为没钱治疗，工厂也不管。
 
当时工人平均寿命30岁。
 
若穷人无法生存，还有一条路：进入济贫院。
 
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历史上称为“血腥济贫法”，进入者需穿囚服干苦役，夫妻被拆散，孩子被带走。
 
政府认为穷人是因为懒惰才贫穷，所以要让他们过得比最穷的打工人还惨，这样就能激励他们去找工作。
 
这套逻辑后来被英国一位历史学家评价为“用饥饿和羞辱来治理贫困”。
 
再看殖民地，爱尔兰大饥荒发生在1845年至1849年，土豆绝收，但英国本土粮食充足，港口停靠着装满小麦和燕麦的船只，一船船运往英格兰。
 
爱尔兰人眼看着粮食从自己身边拉走，最终饿死100万人，150万人逃难，爱尔兰人口直接减少了一半。
 
后来的研究普遍认为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明知故犯的饥饿政策。
 
波尔战争期间，英国人将布尔人的妇女和儿童关进集中营，共115000人，其中80%是妇女，儿童死亡率达四分之一，死亡46000多人。
 
有人可能会问，那苏联呢？苏联不是也有大清洗和古拉格吗？
 
区别在于苏联的残酷大多发生在特殊历史时期，而且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就公开批判，开始纠正苏联的政策。
 
其口号是解放全人类，消灭剥削，虽然手段粗暴，出了很多错，但起码方向是朝着让人过得好一点去的。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不是这样，他们的残酷是一以贯之的，持续了60多年，而且有一套完整的道德理论来支撑社会。
 
达尔文主义被通俗解释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弱小，弱小是因为他们活该。
 
政府不该管，管了就是违背自然规律。
 
教堂里神父讲仁爱，出了门就眼睁睁看着穷人饿死。
 
最让人后背发凉的不是死了多少人，而是他们真的认为这是对的。
 
泰晤士河当时被称为“死亡之河”，因为没有下水道，粪便垃圾全往里倒，霍乱一波接一波。
 
有钱人躲到乡下，留下穷人在城里等死，直到维多利亚末期才有了有限的改革，而且阻力巨大。
 
这正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比苏联更让人后背发凉的原因：其残酷并非特殊时期的产物，而是系统性、持续性的，且被一套道德理论所合理化，这种“认为残酷是对的”的认知，比任何短暂的暴行更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