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22年后，毛主席与贺子珍再度秘密会见，忍不住追问：当初为何一定要走呢？
1937年春，延安杨家岭，贺子珍一边照料年幼的李敏，一边面对根据地紧张而繁重的工作节奏。她既是红军时期的宣传干事，也是一个母亲和妻子，这几重身份叠在一起，构成了那个年代革命家庭的特殊处境。
延安的生活并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家庭条件。军事、党务、宣传和干部教育交织在一起，住房简陋，工作时间也难有固定安排。毛泽东常常处理党内事务，贺子珍则承担了不少照料孩子和料理生活的责任，夫妻之间的距离由此逐渐显现。
同一时期，外国记者史沫特莱到访延安。她的出现以及与毛泽东的接触，曾在贺子珍那里引起强烈反应。关于其中若干细节，后来流传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认的是，延安的革命工作与个人家庭并没有清晰界线，外部事务很容易进入夫妻生活。

这场矛盾不能只看作个人性格冲突。革命战争环境下，干部的时间、精力乃至家庭安排，都要服从整体任务。贺子珍长期参加革命，经历过枪火与转移，她并非不理解政治使命，只是理解使命，并不等于私人关系不会受到影响。
早在1928年春，井冈山时期的贺子珍就曾帮助毛泽东抄写《井冈山的斗争》。那时的两人共同面对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生活与事业紧密相连。可是，随着革命规模扩大，个人位置发生变化，原本并肩而行的关系也承受了更大压力。

1937年以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的重要活动中心。毛泽东承担的政治事务日益繁重，贺子珍的身体状况和家庭处境也变得复杂。双方关系最终走向分离，并不是某一个瞬间能够解释清楚的结果，而是长期环境、个人选择和现实矛盾共同作用的产物。
贺子珍后来赴苏联接受治疗。1947年，她在基洛夫医院生活期间曾接到归国通知，但实际安排并非立刻完成。医疗、交通和当时的国际局势，都影响着她的行程。一个革命者的去留，在那时往往不只由本人决定，还要经过组织和外部条件的共同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仍曾通过致共产国际的信件，要求有关方面照顾贺子珍。这类书信说明，夫妻关系结束之后，双方并非完全失去联系；政治关系已经改变，曾经共同经历的革命岁月和现实责任仍然存在。
贺子珍在苏联的治疗和生活，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她远离国内政治中心，也远离熟悉的亲友，个人命运因国际共产主义体系而发生转折。对当时的中国革命者来说，苏联既是学习和援助的重要对象，也可能成为个人暂时安置、医疗和等待归国的地方。
1959年7月8日，庐山，已经66岁的毛泽东与贺子珍进行了多年后的秘密会见。此时距离两人分离已有22年，国内政局和社会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身处庐山会议的政治氛围之中，贺子珍则以归国后的身份来到这里，双方的历史位置都已不同。

会谈中，毛泽东曾问起当年分开的原因，留下了“当初为何一定要走”的疑问。贺子珍也谈到往事。对于这些私人谈话，公开材料能够提供的内容有限，后人不宜把传闻中的细节全部当作确切史实。可以确定的是，这次见面并未改变两人已经形成的生活轨迹。
这次会见的意义，不在于制造一段传奇式的重逢，而在于它让一段被时代遮蔽的私人关系重新进入历史视野。毛泽东与贺子珍曾经共同经历井冈山和革命战争，也曾因革命任务、家庭矛盾及个人选择走向分离。1959年的庐山，只留下了一次短暂会面，以及一段无法重新安排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