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以575票当选主席，距离“满票”缺了一票，周恩来找到主席，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毛主席回答：“代表们有权选毛泽东，也有权不选毛泽东，缺一票就缺一票，没关系。”
1949年9月的北平，正在解决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打了几十年的中国，怎样建立一套新的国家制度。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662名代表汇聚一堂，面对的不是礼仪性议程，而是一张新中国的“施工图”。
这些代表的政治经历差别很大，有中国共产党人，也有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代表、少数民族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和海外华侨代表。许多人过去甚至长期分属不同政治阵营。能把这些力量召集到一个会场，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政治格局发生根本转折后的结果。
所以，新政协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制造一种表面上毫无差异的气氛。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是国家政权重建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怎样把愿意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各方力量团结起来，也是建国必须处理的问题。协商，不意味着没有原则，更不意味着人人必须说同一句话。
9月27日，大会决定以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并改名北京，采用公元纪年，确定五星红旗为国旗，并在正式国歌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两天后的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获得通过。到了这时，新国家的大框架已经越来越清晰。
这份《共同纲领》在1954年宪法制定以前承担着临时宪法性质的作用。换句话讲，怀仁堂里讨论的不是谁坐哪把椅子这么简单，而是新中国按照什么原则组织国家、怎样处理各阶层关系、怎样恢复经济和建设国防。把575票放到这个背景里，分量自然与单纯的“满票故事”完全不同。
会议召开前还有一个令人不能忽视的插曲。9月19日，原准备北上的民革代表杨杰在香港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他没能走进怀仁堂，但代表资格仍被保留。今天回头看，当时所谓“协商建国”，并不是风平浪静中的一场讨论，而是在旧势力仍进行破坏活动的现实环境中推进的。
另一边，北平刚刚经历和平解放还不到一年。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古城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攻坚战。傅作义方面接受和平改编，背后有多方人士参与沟通，其中就包括张东荪。
亲历者王仲方后来留下回忆，当时工作人员核对票数后发现毛泽东少一票，有人担心结果不够圆满，事情遂逐级报告。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代表有选择的权利，也有不选择的权利。这里真正值得记住的，是“票已经投出来，就按票数公布”这个原则。
再往前看，这次会议还做了一件很有象征意味的事。过去政治语言里常使用“社会贤达”这样的称谓，新政协筹备过程中改用“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字变化不大，观念却很鲜明：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人，不靠所谓社会身份的高低取得位置，而是以政治代表身份参与协商。
这也是为什么，575票比一个人为加工出来的576票更有历史价值。新中国成立不是因为每个人在所有问题上天然没有分歧，而是因为经历长期革命斗争以后，国家已经有了新的领导力量，同时又能把愿意建设新中国的各方面人士组织进共同政治进程。差异存在，并没有妨碍大方向上的团结。
从中国近代史的长线来看，1949年的珍贵之处，不在于制造一种没有杂音的画面，而在于一个饱受战争、分裂和外来侵略的国家终于结束长期动荡，开始建立新的中央政权和国家制度。575票只是宏大历史进程里的一个小数字，却因为没有被改动，保存下了一份难得的真实感。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距离9月30日的选举只有一天。把这两天连起来看就会明白，那张少掉的一票从来没有妨碍新中国诞生，更没有改变历史大势。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制度自信，也从来不需要靠把每一个数字修饰得整整齐齐来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