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舒同奉命调往北京，出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妻子石澜选择留在西安，没有随他一同赴京。空间的遥远距离，不断放大二人之间长久积累的隔阂，相伴四十年的革命夫妻，婚姻一步步走向破裂。

很多人知晓舒同，多半是记住他“党内一支笔”的书法名号，却很少细看他与石澜这段横跨战火与和平岁月的婚姻。二人1942年在延安成婚，彭真主持婚礼，没有奢华物件，两床被褥凑在一起，便结成家庭。抗战、解放战争年代，他们跟着部队辗转各地，枪林弹雨当中互相扶持，颠沛流离的日子磨出过很深的患难情义。建国之后又一同赴多地履职，既是生活伴侣，也同为革命干部，几十年的岁月交织在一起。

矛盾并不是调到北京之后才凭空冒出来。石澜性格刚烈直率，遇事不肯轻易退让，遇到观念分歧，常常会爆发激烈争执，甚至写下控告信递交给组织，这件事深深刺伤了舒同，夫妻之间的心结就此越结越重。过去同在一座城市，就算争吵不断，还能面对面沟通化解部分情绪。一纸调令分开两地，物理隔绝把所有缓和的窗口直接关上。

身处北京的舒同投入军事科研相关工作，西安的石澜继续过自己的工作生活，书信往来越来越少，彼此的情绪得不到疏导，过往的误会反复发酵。子女们察觉到家庭的裂痕，想方设法从中斡旋，老战友也出面从中劝解，可两个人心里的芥蒂已经很难抹平。

拖到1982年，已经七十七岁的舒同正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前后多次开展调解，亲友轮番劝说，都没能扭转结局。判决书下达那一天，石澜提笔写下“获罪于天，无可祷也”八个字，坦然接受分开的现实，往后各自开启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多年以后回望往事，石澜自己也感慨，两人没有深仇大恨，更多是性格冲突加上处理矛盾的方式失当，才耗尽四十年的感情。

战火里可以携手闯过生死难关，安稳和平的晚年，反倒没能守住婚姻。革命年代淬炼出来的情谊，抵挡不住长年累月的性格摩擦。这桩往事也能让人看见，再厚重的患难感情，也需要好好经营，一味硬碰硬，再深厚的羁绊，也会慢慢消耗殆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