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在前任云贵总督刘藻所发起的（第一次）‘征缅之役’难堪失败后，乾隆帝所授命的新任云贵总督杨应琚抵达昆明，与刘藻交接职权后，立即亲自赶赴普洱，指挥云南绿营军队展开了第二次‘征缅之役’。

当清军主力再次发起对缅军的进攻后，已经侵入云南内地许久了的缅军也不敢轻举妄动，立即原路撤回到了缅甸境内；四月，清军攻占缅属整欠、孟艮两土司辖地，首战即告捷。

因为整欠、孟艮两土司辖地距云南内地路途遥远、不便管理，所以杨应琚在当地只留下约八百人的驻军，其他主力军队尽皆撤回了云南内地。

初步平定边患、消除了缅军威胁后，为了继续对缅甸用兵、以捞取军功和政治资本，杨应琚立即给乾隆帝上疏，鼓动乾隆帝‘征伐缅甸、开疆拓土’。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七月，乾隆帝谕旨回复了杨应琚：“缅夷虽偏处南荒一隅，然其在明季亦入隶版图，非不可臣服之境；”，同意了以杨应琚为首的云南地方官员的‘再度征缅’请求。

在乾隆帝的开战谕旨鼓舞下，杨应琚在当年七月，命腾越绿营副将赵宏榜率军五百出铁壁关，进抵缅属蛮暮（蛮莫）土司辖地；当时，蛮暮土司本人去了缅甸国都阿瓦（缅甸曼德勒），没在蛮莫土司首城新街（缅甸八莫），留守的土司母亲、妻子和弟弟慑于清军的压力，又得到了赵宏榜的招抚承诺，于是干脆奉蛮暮的版图向清军归降。

之后，蛮暮土司从阿瓦回来，见事情已经不可逆转，于是也归顺了清军。而蛮暮土司附清后，木邦土司孤掌难鸣，也不得不宣布内附清朝。九月初，杨应琚集中了云南绿营绝大部分主力军队约一万四千人，准备向缅甸发起强攻。

为了保证这次军事行动的成功，杨应琚亲自前出至永昌府查看军情，并遣三千三百名绿营兵进驻到木邦土司附近的属清遮放土司境内，以掌控局势。此后，在清军大军压境之下，正买、景线土司也一一内附，位于边境上的大片原缅属土司辖地都被清军所占据、顺势纳入了版图。

当清军第二次来攻之时，缅军的主力还在暹罗境内四方征战，国内留守的军队并不多，因此在清军发动攻势之后，在国都阿瓦坐镇的缅王孟驳一面命在暹罗的军队全力围攻大城，尽快早日攻克暹罗，好回师抵御清军；一面孟驳又派留守国内的大将莽聂渺遮率精兵一万，从阿瓦出发，沿伊洛瓦底江火速溯江而上，发起对清军的反攻。

为了保证这一次反击作战能够成功，在莽聂渺遮率军北上的同时，孟驳还令缅属落卓土司出兵攻击已经附清的木邦土司，以扩大己方的声势。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九月初，就在杨应琚集中一万四千人的大军征缅，本人也到了永昌府，准备向缅甸发起强攻的时候，附清的木邦土司因抵挡不住落卓土司的进攻，只得率亲属和亲信退往清军所驻扎的属清遮放土司辖地，以避落卓土司兵锋。

当木邦土司弃守遁逃之后，之前附清的蛮暮土司首城新街，就成为了清缅两军下一个争夺的边境要地；新街扼守水陆要冲，是中缅双方的必争之地，当时，防守该地的清军只有腾越副将赵宏榜所率的五百云南绿营兵，而北上的缅军行动迅速、即将抵达，新街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

但杨应琚接到了新街守军的告急文书之后，不知为何，依然只派出永顺镇都司刘天佑、腾越镇都司马拱垣，并绿营兵四百人前往支援固守新街的赵宏榜；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九月初七，刘天佑、马拱垣率军到达新街，但驻守的清军总数依然不足一千人。

九月二十四，缅军先锋约三千人乘船抵达了新街外围，随即便对守城清军发动了猛烈地攻击。因为双方兵力对比实在过于悬殊，新街清军在坚持了两天一夜的战斗后终于不支而战败，刘天佑战死，赵宏榜、马拱垣率残余清军从小路突围撤退，经铁壁关返回云南境内；与此同时，附清的蛮暮土司也率家眷部众跟随清军退入云南境内，蛮暮土司辖地被缅军重新占领。

新街失守的消息传来之后，原本对这一次征缅作战获取胜利信心满满的杨应琚，顿时有些手忙脚乱，在又气又急又慌又恨的糟糕心情影响下，时年已经七十一岁高龄的总督大人有如挨了当头一棒，急火攻心之下突发痰疾、当即病倒。

但这场大战是自己主动请求乾隆帝批准并展开的，要是就此收兵的话，不但云南的文武官员们不肯罢休，就连乾隆帝那里也交不了差。

因此，病中的杨应琚强撑着发布了新的军令——云南绿营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为东路主将，率军从宛顶（云南畹町市）出兵进攻木邦土司辖地；云南绿营永北镇总兵朱仑为西路主将，率军从铁壁关出兵进攻被缅军占领的原蛮暮土司辖地，两军会合以收复新街。

此外，云南绿营军队的最高主将、云南提督李时升，也奉杨应琚的军令，居中统一协调指挥东西两路大军的配合作战。

在清军大举来攻之际，缅军兵在新街分兵两路，主力一路沿着东北方各土司辖地进入了云南境内，然后在铁壁关外的楞木驻扎，对抗朱仑的西路清军；而另一路缅军二千余人，则沿伊落瓦底江继续北上，抵达了戛鸠后再转向东面也进入了云南境内，随后调头南下、截断了铁壁关清军的后路（攻打木邦的清军东路军，缅军就暂时不管了）。

当时，包括李时升、朱仑在内的清军西路军高级将领们对缅军的军事行动毫不知情，继续按杨应琚之前的军令展开作战计划；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十一月十五，云南提督李时升抵达了铁壁关前线，随即便在第二日命朱仑率三千军队出关攻击当面楞木的缅军。

十一月十七，朱仑率军抵达了楞木，然后选择了地势高处扎下营寨。次日，缅军主动发动了对清军的攻击。当时，一部分缅军已经装备了从西方殖民者东印度公司购买的威力强大的燧发枪，在对阵大部分装备弓箭刀枪、小部分装备火绳枪的清军时，其战场威胁性更大。

因此，中缅军队在双方楞木大战了四日，虽然都互有伤亡，但清军的伤亡较大；朱仑首先就感觉顶不住了，急忙向后方的李时升求援。李时升接报后立即从北路的宛顶发兵七百人赴楞木救援，但得到援军支持的楞木清军依然作战不利，缅军一面树立木栅为防护，一面逐渐逼近了清军的大营。

十一月二十三，无计可施的朱仑只得放弃交战，坚守营垒不出，缅军也没有强攻，至此双方暂时休战。抵达楞木的缅军全军也不到六千人，但朱仑为了摆脱作战不利、损失过重的指挥责任，居然以‘杀敌六千、楞木大胜’的假捷报向李时升、杨应琚逐级上报。

就在清军与缅军在楞木激战之时，另一路从新街沿伊落瓦底江北上、抵达戛鸠先向东、再转向南的约二千人缅军，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十一月二十经万仞关、巨石关之间攻入守备薄弱的云南腾越境内，十天之内先后攻占了盏达、铜壁关，战火蔓延至云南境内的户撒、腊撒等地。

由万仞关攻入云南境内的这一股缅军，严重威胁了驻在铁壁关、前出楞木的清军后路；而得知缅兵已由万仞关截断后路后，在铁壁关指挥作战的清军前线主将李时升顿时手忙脚乱，急命游击马成龙率军九百人由户撒前往截击缅军，又命南甸的临沅镇总兵刘德成率部二千一百人发兵、前后夹击入境地缅军。

但刘德成到达了木崖之后，却以种种借口迁延不前，马成龙只能单独率部涉水渡江作战；在渡江时，由于水深导致清军携带的火药全部被打湿，而早就埋伏好了的缅军则在清军即将上岸时突起冲杀，马成龙力战阵亡，清军只有未及渡江的七十余人幸存，其余八百余人皆死伤殆尽。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十二月，取得大胜的北路缅军渡江进入了云南户撒一带，李时升胆战心惊，先后又调了绿营兵二千八百人到户撒抵御缅军的攻击。缅军看到清军越来越多，也害怕会被优势清军包围消灭，于是脱离了和户撒清军的接触，直接退往了铜壁关。

当缅军退兵后，松了一口气的李时升以及户撒绿营诸将又以‘大捷’向杨应琚上报。

缅军虽然北上后与清军交战时屡战屡胜，但缅军主将莽聂渺遮也很清楚目前的实际情况，本国军队主力远在暹罗征战，无法在短时间内回军，国内只有少数精锐军队，不足以与清朝长期抗衡，军事方面的压力很重。

所以，莽聂渺遮的作战目标其实很明确，就是以战逼清朝议和。于是，当户撒缅军取得大胜并脱离和清军接触后，莽聂渺遮立刻在楞木前线向清军主将朱仑派出使者请求议和；但朱仑却狂妄地要求缅甸国主递交降表、向大清称臣，因此谈判不出意外地宣告破裂。

不久后，楞木及铁壁关驻守的清军因被北路缅军严重威胁后路安全，只得弃守营寨、狼狈撤至陇川驻防。而缅军主力四千余人在莽聂渺遮的率领下直接攻入了铁壁关，进军陇川，与清军继续对峙。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十二月十六，缅军先锋向陇川进军，途中被清军主力围困。次日缅军主力增援后双方开始交兵，因缅军骑兵突然于丛林冲出突击，而缅军先锋也趁机突围，因此清军战线崩溃，士卒溃逃，军械枪炮大部分都丢弃了。

为了挽回败局以及自己的政治生命（或许还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云南清军最高统帅、云贵总督杨应琚在获知前线大败之后仍以‘克捷’向乾隆帝奏闻。

当时，云南提督李时升还想再次调兵、三面围攻陇川的缅军，但云南绿营实在是力不从心，无法再组织军队反攻了。明白了战争实情后的杨应琚，再也没有了之前的雄心壮志，胆战心惊之下赶紧派使者到陇川前线，命前线主将朱仑全权负责与缅军议和一事。

十二月十六，朱仑派出绿营参将哈国兴前往缅军大营进行谈判，在经过一番仔细的讨价还价后，哈国兴代表杨应琚、李时升、朱仑接受了缅军的议和条件，双方宣布停战，而蛮暮、新街仍归缅甸所有。十二月二十八，缅军主力开始从陇川撤军，打算取道属清的猛卯土司辖地返回木邦；另外北路的缅军也由铜壁关取道铁壁关，转道返回新街。

猛卯是清属的内地土司，为了监视缅军撤离，朱仑派此时已积功升为副将的哈国兴率兵二千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正月初四进驻猛卯，查看缅军撤军事宜。

当时，缅军主力正在猛卯附近扎筏准备渡江回国，看到了清军大举前来的样子后，误以为清军准备撕毁协议再次动武，于是在正月初七突然回军攻打猛卯城，哈国兴在交战中受伤，大批清军阵亡。

正月十一，李时升再派二千清兵来援猛卯，缅军见势不妙立即撤退，清兵在追击中遭到缅军反击，损失很大，多名中高级将领阵亡。在这场混战中，虽然缅军也有较大的伤亡，但杨应琚、李时升却讳败为胜，向乾隆帝上奏‘杀敌四千’，更加离谱。

缅军主动撤回国内后，杨应琚为了挽回面子，以免遭到朝廷的追究，于是继续调兵一万余人进驻属缅的木邦土司辖地，与缅军持续对峙。

而在此之前，因为杨应琚先按照前线清军的‘告捷奏报’，屡次给乾隆帝上奏大捷，后来得知实情后出于自保的心理又继续作假、糊弄误导乾隆帝，这导致自诩精明圣断乾隆帝一度被蒙在了鼓里，还以为云南清军即将平定缅甸，为自己再达成一项‘武功’。

但到了战争后期，乾隆帝面对杨应琚的连番‘大捷’奏报，却越来越感到诧异和狐疑——为什么大捷的地点从楞木到户撒、从户撒到陇川、又从陇川到猛卯，这不是越来越接近云南边境了么？难道是云南绿营在用‘诱敌深入’的计谋，诱使缅军轻敌深入后再围而歼之？

再说，杨应琚前后数次奏捷，捷报中的杀敌数量合计早就超过了万人，而缅军北上的两路军队一共也就一万人，也没听说缅军全军覆灭了，现在都还有力量和天兵（清军）在木邦对峙，那被我军歼灭的缅军，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

于是，对杨应琚已经产生了怀疑的乾隆帝，为了搞清楚云南前线的真实战况，便委派曾在‘平回之战’中随定边将军兆惠出征西域建立大功的御前一等侍卫、自己的元配嫡妻孝贤皇后的亲侄子福灵安（首席领班军机大臣傅恒之长子、伊犁将军明瑞的堂弟）以正白旗满洲副都统的身份火速前往云南，彻查前线的真实情况。

福灵安这一去云南，杨应琚的政治生命（以及生物学上的生命），就即将终结了。

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述。